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巾帼风正劲

2018-03-29    作者:刘正平    来源:甘肃党史网    点击:

  上世纪20年代初,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的影响、推动下,兰州有识青年妇女逐步觉醒,积极追求独立平等和自身的社会价值,勇敢地参加各种社会活动,拉开了兰州地区妇女解放运动的序幕。风谲云诡的大革命时期,在党组织的宣传、教育和领导下,兰州青年妇女政治觉悟迅速提高,踊跃加入党组织,走革命道路,投身火热的反帝反封建斗争中,把兰州地区的妇女解放运动推向了高潮。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大革命受到严重摧残,兰州的革命形势日趋恶化,在党组织的统一领导下,兰州青年妇女不畏艰险,积极工作,经历了血与火的锻炼和考验,展现了她们追求自由、向往光明的巾帼英姿。

  一、觉醒中应时而起的兰州青年妇女

  甘肃地处偏远,上世纪20年代前后,兰州仍处在强大的封建势力统治之下,十分闭塞落后,妇女的社会地位极为低下。绝大多数青年妇女是文盲,只能整天围着锅台、丈夫、孩子转,无任何社会地位可言。当时,社会上实行分校而治,有幸能步入校门的女学生也要受到许多无形的束缚,甚至遭到无端的嘲弄和歧视。整个兰州地区除几名女教员外,在其它广泛的社会职业中,再也见不到妇女的影子。更有甚者,为了宣扬“好女不嫁二夫”的封建思想,封建卫道士在山字石设立了保节堂,专门用来摧残那些丧夫而无男孩的妇女们,强迫她们守所谓“节”、保所谓“贞”。一处“保节堂”不知沾满了多少妇女的眼泪和鲜血,吞噬了多少妇女的青春和生命!

  但此时的兰州已不是死水一潭了,辛亥革命的新风悄悄吹到了这座古城,少数觉醒者应时而起,开始寻求自身解放。1912年初,兰州女学生紫峰出国留学,是甘肃第一个留学海外的女青年。同时,女子学校日渐兴办。1913年,兰州女子师范学校的前身兰州女子传习所创立;1914年兰州女子小学成立;1917年皋兰县第一区区立第一女子小学成立。无论是海外留学或是兴办女子学校,都为闭塞的甘肃以及守旧的教育体制带来了一丝曙光,使更多的女性开始走出家门,接受学校教育,迈出了妇女解放的第一步。她们开阔了眼界,增长了见识,提高了素质,她们觉醒的日子不远了。

  1919年五四运动犹如一声炸雷,震撼了古城兰州,在新思想的激荡下,兰州地区社会风气日开,广大妇女要求解放、追求自由平等的呼声日渐高涨。甘肃省立女子师范甲科学校毕业生邓春兰便是其中的杰出代表。在五四运动的影响下,邓春兰对社会上存在的大学不招女生等不合理现象极为愤慨,于1919年5月19日上书北大校长蔡元培,要求大学开放女禁,实行男女同校、同班,并身体力行,和韩玉贞、孟自芬、田维岚、吴瑞霞、邓春岑等人进京入北京女子师范补习班学习,后正式入北京大学文科班学习,成为北大首批女学生之一,也是甘肃第一个女大学生。由于社会舆论的推动和各界人士的大力支持,大学女禁终于被冲破,这件事当时在全国影响很大,被称为“中国教育史上一个大纪元”,邓春兰成为冲破大学“女禁”第一人,为教育改革和妇女运动写下了光辉的一页。不仅如此,在京学习的邓春兰四姐弟还创办了青年刊物《春晓学社季报》,后邓氏四姐弟和孟自芬、韩玉贞又全部参加了甘肃籍北大学子张明道等人创办的《新陇》杂志的编辑工作。《新陇》杂志于1920年5月创办,以宣传、传播新思想、新文化、新知识为己任,特别是刊登的有关妇女解放的文章,使兰州的知识妇女界耳目一新,起到了开时代新风的作用。女知识青年作为妇女大众的先进代表,率先冲出家门、校门,开始了社会斗争的勇敢尝试。1920年5月7日,兰州女子师范学校的师生同其它7所学校师生一起,云集曹家厅左公祠,举行了“国耻纪念日”大会,并组织了示威游行,呼吁各界人士开展抵制日货及救国储金运动;1923年5月9日,女师等校师生及市民4000余人集会,要求废除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兰州的知识和职业妇女冲破各种封建礼教的束缚,勇敢地投身到各种社会活动中,她们不愿再当任人宰割的奴隶和男人的附属品。这一切表明,兰州地区妇女运动的中坚——知识女青年已开始觉醒了。

  “民主、自由”成为这一时期社会上也是妇女大众最强烈的心声,在新文化运动的推动下,兰州地区妇女解放的民主潮流也得到迅猛发展,千夫所指的缠足首当其冲。1919年9月12日,甘肃省天足总会在兰成立,各县也先后成立了分会。加入天足会者,女子不缠足,男子不要缠足女。一时间,入会的女子达30万人。在学校,要求女学生不缠足为第一要义,这一罪恶制度的根基已开始动摇。与此同时,婚姻自由、幼儿学前教育等也逐渐在兰州萌芽,高等学校的女学生首先挣脱了包办婚姻的牢笼,开始自由追求心中的爱情,从北京学成归来的邓春岑、韩玉贞在女师创办了甘肃第一所幼稚园,一批知识妇女投身到全省的幼儿教育事业。兰州地区妇女解放运动已拉开了序幕。

  二、风暴中投身革命的兰州青年妇女

  1925年冬,中共北方区委在甘肃创建的第一个党组织——中共甘肃特支在兰成立,随后甘肃第一次国共合作局面迅速形成,轰轰烈烈的大革命烈火燃遍了古城内外。特支十分重视妇女工作,热情引导她们走出家门、校门、厂门,投身雨暴风狂的斗争第一线,把兰州地区的妇女运动推向了高潮。

  为了推动兰州地区的妇女运动,培养妇女运动骨干成为当务之急。当时,在兰活动的女党员只有随军来兰的陈宗涛(又名陈仲弢)一个人。面对日益高涨的革命形势,特支决定以女青年为突破口,采取“一串联、二教育、三影响”的办法,发动组织广大妇女,引导她们走革命的道路,有重点地发展女党员,带动更多的妇女同胞投身于大革命的洪流。

  特支的共产党员多为江浙人,他们来兰后,首先通过老乡关系,串联、结识了一些女青年。兰州一中青年教师王陶入党后,很快将来自汉口的秦仪贞介绍给特支成员钱崝泉,钱崝泉以老乡的名义,多次和秦仪贞接触,满腔热忱地对她进行革命教育,使她的阶级觉悟迅速得到提高。1926年春,秦仪贞成为甘肃第一名女党员,走上了革命道路,成为党组织最可靠、最得力的骨干之一,她的家也成为党组织的秘密活动据点。党组织还经常派人去女师演讲,宣传三民主义、妇女解放、国共合作等,大家都听得入了迷,她们的心被一种从未有过的激情撞击着。24岁的女教师谈仲瑜每场必到,后来在同事韩玉贞家遇上了钱崝泉,同是江浙老乡,一下子亲近了许多。以后,她又主动和女友结伴去校外听演讲,还发动女师进步师生参加党组织举办的纪念列宁逝世三周年大会,积极向党靠拢。在经常的学习和社会活动中,韩玉贞进步很快,主动提出了入党的要求,经党组织考察后,吸收入党。对于其他女青年,特支大多采取个别接触的方式,开始是拉家常,逐步了解其思想状况,并给她们介绍《新青年》《独秀文丛》等进步书刊阅读,然后引领她们到党员家中进行集中学习、教育,提高认识。女师附小教员窦香菊(又名窦秧圃)见同学冯玉洁(又名冯翠英)思想进步,便有意识地和她接触,并进一步结识了党组织负责人张一悟,1927年4月,在张一悟和冯玉洁的介绍下,窦香菊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

  张一悟参加过五四运动,经常给女青年讲外地女青年剪短发、放天足、反抗封建压迫的故事。女师学生慕文云性格豪放,国民军来到兰州后,她藐视封建礼教,骑着高头大马勇敢地走过闹市。张一悟对其赞不绝口,他对女师师生说:女人为什么只能羞羞答答,什么也不敢做呢?他鼓励女青年向慕文云学习。有位女青年教师无论是讲课,还是接待人、处理事,总懦懦弱弱,怕这怕那。钱崝泉发现后,启发她说:这种胆怯的性格,是长期的封建礼教对妇女的束缚压迫造成的。他还风趣地比喻说:妇女现在穿的大襟衣服,就是一种压迫的象征,一边压着另一边嘛!他热情号召妇女要习惯穿对襟衣裳,同封建的东西彻底决裂。

  这一时期,党组织以女青年最集中的女师为重点,着力吸收那些进步女师生入党,几个月间,就有10余名女青年走上了革命的道路。跟共产党走,求自身解放,代表了当时兰州广大进步女青年最强烈的心声。

  党组织以发展女党员为突破口,带动广大妇女群众投身于如火如荼的反帝反封建的伟大斗争中,迅速打开了沉闷的工作局面。特支把教育、引导妇女,提高她们的政治觉悟放在首位,在宣传三民主义的同时,利用一切机会,向广大妇女进行共产主义宣传。一是在平常的交往中,以拉家常的方式,向女青年灌输革命道理,在潜移默化中提高其政治觉悟;二是有选择、有范围地发放一些进步书刊,供女青年阅读;三是利用一切合法机会,公开宣传革命道理,力争由共产党员掌握舆论阵地。女师的三民主义课起初不是由共产党员讲,钱崝泉发现后严肃地指出:三民主义课我们要上,不上工作展不开。在一个地方,首先要把主动权抓在手里,通过讲三民主义,把共产主义思想贯穿进去,不然就没有阵地,要利用课堂把宣传范围扩大。不久,即由女青年教师、共产党员谈仲瑜换下了那个教员。钱崝泉热情地鼓励谈仲瑜说:你大胆接下去,好好准备,我们大家给你提供材料。钱崝泉还谆谆告诫女同胞:我们做工作就是要抓权,没有权,怎么做革命工作呢?当时许多女青年还不理解这句话的真正含义,直到大革命失败,血的教训才使大家恍然大悟。

  在党组织的热情引导和教育下,面对全国大革命的大好形势,兰州广大妇女意识到了自己肩头的责任。在党组织的影响下,兰州一中进步学子王子光撰写了《妇女解放论》一文,在一中进步师生创办的《醒社周刊》上发表,产生了积极的社会影响,更多的妇女行动起来了,投身火热的社会斗争。为宣传革命,唤起民众,兰州各校联合创办了业余性质的“进化剧社”,女青年谈仲瑜、韩玉贞、冯玉洁等也大胆地登台演出,或在台下搞宣传,进行各种服务。在女党员的带动下,进步女青年纷纷走出家门、校门、厂门,投身社会活动,不论台上台下、人前人后、校内校外,都有她们爽朗的笑声、自信的脚步,显示出新一代女性全新的精神面貌。与此同时,随着革命思想的广泛传播,兰州沉闷腐朽之气一扫而光,大街小巷响起了人们谈论国家大事的声音,年轻人如饥似渴地争购和传阅进步书刊。人们的精神面貌在改变,吸食和贩卖鸦片的现象被取缔,连督办公署各厅局的官员们也脱掉了长袍短褂,换上了中山服,衙门里带头设置乒乓球室、网球场,官员们利用工余时间开展新体育活动。新思想的深入宣传推动了妇女解放的步伐,1927年9月,省政府成立了“甘肃省放足处”,公布了“妇女放足法”,新上任的民政厅厅长邓长耀为倡导妇女放足,把收来的上百条裹脚布集中起来,挂在民政厅大门外两侧的墙上,还自编了几段倡导妇女放足的歌词,多次在群众大会上演唱。兰州城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新气象。

  兰州地区妇女运动的新气象引起了国民党右派势力及保守派的极端仇恨。特支成员在女师进行革命宣传时,女师校长杨肯堂却在一旁讥讽说:不过是吹牛皮而已。极力在师生中散布不信任情绪。教育厅长沙月坡也跑到一些学校“演讲”,歪曲“三民主义,就是三不主义”,搅混人们的视听。他们对妇女走出家门,热情参加社会活动的进步行动横加指责,说什么“男男女女,来来往往,实在不像话”,攻击搞宣传演出是“瞎胡闹……”。面对反动势力的猖狂进攻,特支没有退缩,党组织团结广大进步女青年和其他进步势力给予了有力的回击。特支首先发动女师等校的共产党员和进步男女青年,在师生中揭露沙月坡、张璞(一中校长)和杨肯堂等的反动行径,然后在《民声周刊》《醒社周刊》等进步刊物上对他们进一步进行公开揭露。1926年10月底,在国民党省、市党部联合召开的党员大会上,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对这股逆流进行了反击,通过了开除国民党党员沙月坡6个月党籍的决定,并责成沙月坡解除张璞和杨肯堂的校长职务。消息传开,女师师生欢呼雀跃,大大打击了反动势力的嚣张气焰。

  三、逆境中继续前进的兰州青年妇女

  正当兰州地区妇女运动蓬勃发展之际,国共两党在甘肃争夺领导权的斗争也日趋尖锐。1927年2月4日,在皖江会馆举行的国民党员春节联欢晚会上,共产党、国民党左派同国民党右派的斗争白热化、表面化。不久,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革命形势急转直下,兰州的形势也开始恶化。在党组织的统一领导下,兰州女青年们不畏艰险,加强团结,顶着逆风恶浪继续前进。

  当时,国共合作在甘肃尚未完全破裂,党组织抓住这一有利条件,千方百计通过省党部开展妇女工作,由共产党员陈宗涛担任省党部妇女部部长,女党员冯玉洁、窦香菊任妇女部干事,掌握了妇女工作的合法机构。在她们的努力推动下,各级妇女会组织纷纷成立,把妇女解放的思想宣传到生活在最底层的妇女群众中,引导她们走出家门参加社会活动,鼓励她们勇敢地冲破封建礼教的束缚,争取男女平等。她们在广泛发动、普遍宣传的同时,注意培养妇女工作中的积极分子,发展女党员、女共青团员。经过不懈努力,省妇女协会终于成立,并出版了一本32开的《新妇女》杂志。在火热的革命斗争中,广大青年妇女也逐渐成长起来,变得更加成熟和坚强,兰州地区的妇女运动也向着全方位、多层次的方向迈出了一大步。

  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党组织决定建立一个强有力的外围组织——兰州青年社,冯玉洁、窦香菊、陈宗涛、谈仲瑜等参加了青年社筹备委员会的工作。筹委会成立后,以宣传共产主义、物色发展社员为主要任务,确定以省立一中和兰州女师为发展重点,并指定冯玉洁、窦香菊专门负责兰州女师的建社工作。冯玉洁、窦香菊接受任务后,十分振奋,以饱满的革命热情、忘我的工作态度,投入了建社的筹备工作。她们和谈仲瑜在女师师生中,大力进行宣传鼓动,不久即发展甘谷的曲桂芳、陕西的王淑侬、安徽的潘若清等37名进步女生为青年社社员。随后,她们又采取滚雪球的办法,一带二、二带四,发展了颜永芳、张华英、黄保贞、何桂英、李景梅、彭杰、张碧莲、杨秀英、杨瑞云、王玉兰等女青年,其中一些人还是高小女学生。由于工作扎实、细致,女师青年社发展很快,女社员们非常活跃,使女师一跃成为青年社的活动中心。

  1927年4月上旬,兰州青年社举行了隆重的成立大会。会上,窦香菊发出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们女青年岂能无责?我们要赶快觉醒起来,投身于挽救危亡、拯救国家的历史任务中去。”的号召,得到了广大青年、尤其是女青年的热烈响应。青年社约有社员300余人,多数为中等学校的学生,其中女社员达50余人,占总数的1/6多,充分说明女青年已认识到组织起来的重要性。青年社选择了群众基础雄厚的女师作为活动据点,由冯玉洁、窦香菊具体负责女师的青年社支部,定期组织女社员们在女师幼儿园教室里进行学习讨论,并经常请党组织负责人给社员上课,启发大家的革命觉悟。女社员们热情最高,和男社员一起,参加了党组织举行的李大钊烈士追悼大会等政治活动,鼓舞和教育了广大人民群众,也锻炼了自己。为配合青年社的斗争,扩大其影响,兰州女师的女社员创办了《妇女之声》旬刊,作为青年社的社刊。《妇女之声》宣传妇女解放的新思想,号召女青年挣脱封建枷锁,争取男女平等。《妇女之声》在女社员王慧秀家中编印,32开,兰灰色封面,由于形势剧变,只出了两期便停刊了。《妇女之声》是甘肃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由兰州妇女创办的第一份自己的刊物,在甘肃有首创之功,其意义不可低估。

  此时,形势正在向人们期望的相反的方向发展,武汉“分共”会议后,冯玉祥背叛革命,电令甘肃刘郁芬成立“清党委员会”,两年来充满蓬勃革命朝气的省城兰州霎时陷入了一片肃杀恐怖之中。1927年10月15日,女教员冯玉洁、王淑侬等共产党员被刘郁芬以宣传共产主义为借口下令停职;不久,在党组织的统一安排下,秦仪贞、谈仲瑜等离兰东去,党在兰州地区的活动被迫停顿。1928年3月,甘肃军法处借故逮捕了青年社主要领导人和骨干成员冯玉洁、窦香菊等17人;与此同时,刘郁芬又下令通缉张一悟等31人,大肆逮捕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兰州地区的革命斗争在白色恐怖高压下失败了,兰州妇女运动也陷入了低潮。

  据不完全统计,当年仅兰州女子师范学校200多名师生中,就有一半以上的女学生和女教员走出校门,参加各种社会活动,有近10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组织,37人参加了党组织领导的兰州青年社。以女青年党员为核心、以女青年为主体,大批妇女同胞毅然走出家门、校门、厂门,投身大革命的洪流,这在甘肃当时被传为奇闻,反动当局为之震惊和恐惧。

  巾帼风正劲。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兰州青年妇女在大革命时期的甘肃政治舞台上,发挥了不可缺少的作用,贡献了不容忽视的力量,有力地推动了甘肃革命斗争和妇女运动的发展。在她们的感召、激励下,广大青年妇女开始了新的觉醒,更多的先进女性投身革命洪流,形成新的妇女革命力量,为以后甘肃的革命斗争和妇女运动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条件。(作者系省委党史研究室主任)



(责编:党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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