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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时期党的民族宗教政策的发展及现实启示

2018-03-29    作者:贾玉婷    来源:甘肃党史网    点击:

  1934年10月,中央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 战争失利,红军被迫长征。红军长征的大部分时间和主要地区是在西南、西北地区的苗、瑶、壮、侗、布依、土家、纳西、白、彝、藏、羌、回、东乡、裕固、蒙古等十几个少数民族聚(杂) 居区。据有关战史资料记载,红一军团走了371 天,其中经过少数民族地区132 天,约占长征时间的1/3 ;红二方面军长征走了18640 里,其中在少数民族地区就走了5560里,占全部行程的1/3;红四方面军长征经历了19个月,其中在少数民族地区经过的时间长达15个月之久,约占3/4。 这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次在短时间内大范围、频繁而广泛地接触少数民族。

  长征时期,党和红军开始正面接触少数民族,面对不断涌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党和红军进行广泛深入地调查研究,深入了解少数民族的历史发展、生活和生产方式、社会经济结构、宗教文化、语言文字、风俗习惯等;按照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排除教条主义干扰,科学分析错综复杂的民族关系和民族问题;在坚持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原则的基础上,完善和制定了党的民族政策,使党的民族政策得到极大的丰富和发展,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一、长征时期党的民族宗教政策的丰富与发展

  在长征时期大量民族工作的实践中,党不断完善和发展了民族政策。特别是遵义会议对“左”倾教条主义的纠正,使党能够更加科学全面地分析中国的少数民族问题,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民族理论和政策。

  (一)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等政策的完善

  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集中凝结着少数民族各自的历史传统和思想文化,反映着少数民族各自的心理素质及生活方式;而宗教信仰,则是少数民族一种群众性的特殊形式的心理需求和精神寄托。它们作为少数民族群体的不成文的行为规范和共同的观念、意识,对少数民族的全部社会活动都有着根本的影响。因此, 严格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与宗教信仰,就能够从根本上影响和教育少数民族,消除民族隔阂,实现民族团结。也就是说,只有严格遵从少数民族长期以来形成的风俗习惯,绝对尊重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才能使少数民族与远道而来的红军在感情上达到真正的融合,从而消除他们对红军的猜忌和敌视心理,赢得他们的信赖、爱戴和大力支援。

  1935年春夏之交,红军进入藏族地区。藏族主要信仰藏传佛教, 佛教已渗透到藏族群众生活的各个方面,是他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基于此,红军先后发布了《告康藏西番民众书——进行西藏民族革命运动的斗争纲领(草案)》《党对番民的策略路线的提纲》《共产党红军对番人的主张》《藏区十要十不要》等, 郑重宣告:“番人信教自由”“念经敬佛,当喇嘛听其自愿”“保护喇嘛寺及经书神像”“在藏胞没有回家以前,不准进入他们的房屋”,不得进入喇嘛寺和被确定为“神山”“神水”“神林”等地区,不准撕毁贴在门上封门的“神符”和红布条等。

  红二十五军, 红一、二、四方面军都曾先后进入甘、宁回族区。回族大多信仰伊斯兰教,我们党为尊重伊斯兰教及回族的风俗习惯,先后颁布了《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对回族人民的宣言》《关于回民工作指导》《回民区域政治工作》《回区十要十不要》《三大禁令四项注意》等。在《回民区域政治工作》中明确规定了红军与少数民族交往的政策。1935年9月,红一方面军抵达甘南岷县的哈达铺,这里回民较多,红军总政治部颁布《回民地区守则》,要求红军指战员尊重回族的风俗习惯及宗教信仰。《守则》规定:一、进入回民区域应先派代表同阿訇接洽,说明红军北上抗日的意义,得到回民同意后,才准进入回民村庄宿营,否则应露宿。二、保护回民信教自由,不得擅入清真寺,不得损坏回民经典。三、不准借用回民器皿用具,在回民地区不吃猪肉、猪油。四、宣传红军民族平等主张,反对汉官压迫回民。

  红军经过蒙、彝、苗等其他少数民族地区时,也采取了尊重少数民族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由于红军严格执行党规定的正确的宗教政策,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打消了各族各阶层人民的误解和疑虑,赢得了广大少数民族人民的信任和欢迎,为红军筹粮筹款、顺利过境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二)少数民族上层人士统战政策的形成

  由于受到大民族主义的排挤和压迫,少数民族长期以来经济文化始终处于十分落后的状态。这导致少数民族一方面宗族意识强烈而阶级意识淡薄,另一方面在反抗外来民族压迫的过程中,内部形成了异乎寻常的团结。因此,少数民族上层人士在民众中具有特殊的地位,对外是带头反抗民族压迫的英雄,对内是德高望重的社会管理者。这种宗教领袖与民族代表的双重身份,使他们对本民族的广大信教群众有着重要的影响,他们的政治态度如何,在某种程度上直接关系到党和红军对少数民族的各项工作。

  长征前,由于受到“左”倾教条主义的影响,党把少数民族上层人士作为斗争和革命的对象,把他们排斥在统一战线之外。在少数民族地区的转战过程中,党认识到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特殊性及其上层人士的特殊地位,开始逐步克服教条主义的认识。特别是遵义会议的召开,使党和红军进一步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从少数民族的社会特点、历史文化的实际出发,重新调整了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改变了对少数民族上层的态度,从排斥打击到争取团结,找到了一个解决民族问题的重要切入点,使党的民族工作取得了更大的成效。

  长征期间,红军在争取团结宗教界上层人士方面制定了很多政策,例如,红四方面军在1936年发布的《关于进入回民区域工作的指示》就明确指出:对回族上层分子应采取宽大政策,红军所到地一般的应遵守不打回民土豪的口号;清真寺里的阿訇,一般的在回民中具有很大的信仰,在回民解放运动初期,我们应当联合他们,发动他们来积极参加回民的解放斗争。8月26日,西方野战军以政委彭德怀、政治部主任刘晓的名义发出《关于西征地方工作总结及今后工作训令》中指出,根据中央和总政治部指示:除发动回民群众自己动手没收回奸及反动军阀官僚及广大回民最痛恨的大财主外,不打回民土豪;回民中广泛的群众组织为回民解放会,除回奸以外,凡是回民都可以加入回民政权组织,目前是区、乡、县自治政府,除回奸外,都有选举权。

  同时,红军争取团结宗教界上层人士也有很多成功的事例。例如“彝海结盟”,即刘伯承总参谋长在鱼海子( 今彝海) 与托乌区彝族果基家支头人果基约达,完全按照彝族习俗共饮鸡血酒, 歃血为盟, 结为兄弟。1935年9月,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率红军抵达甘肃省回族聚居区时,在街头路边亲切地与伊斯兰教的阿訇接谈。红军不仅没有住宿清真寺,就是经阿訇同意进驻的回民住宅,也到郊外去煮饭,在回民面前绝不提及“猪”字。1936年5月,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率领的红二、六军团经过云南省中甸藏区时,贺龙热情接待由中甸喇嘛寺派来的谈判代表夏纳古娃,之后,贺龙写了一封信,请夏纳古娃带给喇嘛寺的八大老僧,向他们宣传党的民族宗教政策。贺龙还欣然参加喇嘛寺特意为红军举行的隆重的“跳神”活动, 并向喇嘛们讲了话,感谢藏族同胞对红军指战员的帮助和支持,同时以个人名义给喇嘛寺赠送了红绸锦帐。关向应、王震、肖克等亦非常重视藏族人民的宗教信仰,特意向桑披喇嘛寺的纳瓜活佛送锦旗,上书“扶助藏族解放”。

  (三)少数民族革命政权组织形式的丰富

  在中国,一些少数民族在进入封建社会后,存在着政教合一的状况。政教合一是剥削阶级,特别是封建地主阶级利用宗教维护本阶级统治的最充分的表现,也是宗教与政治相结合的最高形式。政教合一的制度是一种十分野蛮而反动的制度。因此,打破政教合一,实行政教分离,是实现真正的信仰自由的基础和前提。红军长征时期战事频繁,在少数民族地区大多是匆匆路过,倡导宗教信仰自由还仅仅停留在宣传口号上,但在一些地区,红军曾帮助建立起了革命政权,为推行政教分离、实现宗教信仰真正自由创造了条件。

  长征期间,红军为了更好地动员广大少数民族群众参加革命斗争,积极帮助他们建立了自己的政权。其中比较著名的红色政权有:1935年夏在川西北懋功、瓦钵梁子等地建立的藏族苏维埃;1936年夏在甘孜建立的中华苏维埃博巴政府;1936年3月在陕甘宁建立的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等。这些政权把政府所在地与宗教场所彻底分开,严格禁止宗教干涉政治。宗教人士虽然也有平等参加政权的权利,进步宗教上层人士甚至还被吸收担任重要职务,但他们都只能以个人的身份出现,不能代表宗教机构。革命政府宣布废除宗教特权和压迫,一切权力归革命政府,实现政教分离;明确规定保障民众的信教自由,特别强调信教群众有还俗的自由,禁止强迫信教。这些措施,有力地保证了民众的信仰自由权利不受干涉,真正实现了信仰自由。

  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有了较为稳定的根据地,这一方面为在党的统一领导下,最大限度地团结各族人民提供了可能。另一方面,党的统一领导和各民族紧密团结,也是这一时期的抗战形势所迫。日本帝国主义策划的内蒙古独立阴谋,使党警觉到“民族自决”把握不好所带来的危险,党在研究和总结长征途中各种少数民族政权组织形式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民族区域自治的思想,并开始实行以乡、区或村为单位的民族区域自治。

  二、长征时期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一)确保红军顺利通过少数民族地区,实现了史无前例的战略转移

  长征中红军的“走”与“打”,都是为了摆脱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因此,“走脱”和“打赢”是实现上述目的关键所在。尽管红军对少数民族地区的交通地理环境十分生疏,但是因为有少数民族群众的热心帮助,仍似“轻车熟路”,常常是先敌而至预定地区。如中央红军强渡大渡河的胜利,就是因为得到了大凉山托乌区彝族人民的帮助,不但“借道”给红军,而且“牵牛送羊欢送红军子道旁”,还派出向导及护送人员带红军穿越彝族聚居区, 从而使红军“ 早日不意地占领安顺场……从安顺场渡过河去。”

  长征中因为作战频繁,自然环境恶劣以及疾病等原因,各路红军的减员都相当严重,必须及时不断地补充力量,才能保持部队的战斗力。由于党和红军实行了正确的民族政策,广泛地团结和吸引了少数民族的各阶层人民,使得他们踊跃参军支前,投入到工农红军的革命队伍中来。例如,中央红军在经过黔西北、滇东北的民族地区时,有数千名苗、回、彝族群众参加了红军。过大凉山越西县时,仅几个小时内就有100多名彝族奴隶群众加入红军第十一团,被单独编成一个连队,称为“倮倮连” 。

  诸如此类,少数民族群众为红军作战、转移进行侦查、当翻译、筑路架桥等实例,不胜枚举。正是因为有了各少数民族人民多方面的大力协助和支持,各路红军在途经少数民族地区时,无论是一般情况时的行军、打仗,还是紧急情况下的作战、转移,都确保了走得脱、打得赢,最终胜利实现了战略大转移。

  (二)扩大了党和红军的影响,推动了少数民族地区革命运动的发展

  少数民族革命是中国革命的组成部分之一,继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运动之后,红军长征又一次影响和推动了少数民族地区的革命运动,这种影响和推动主要表现在:一是在党和红军帮助下,少数民族地区建立了第一批红色政权。这些政权在领导各族人民实现民族平等、团结,进行土地革命,扩红支前,组织生产,镇压反革命叛乱,围剿土匪, 维护革命秩序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二是红军积极帮助少数民族人民建立起自己的武装力量。如回民“独立师”“回民连”等。据不完全统计,在整个长征过程中建立起来的各种形式的少数民族革命武装有近百支,这些武装在配合红军打仗、保卫革命胜利果实等方面都起了重要作用。

  (三)党对民族宗教问题的探索和实践,为日后制定系统的民族宗教政策积累了经验

  红军长征前,我们党根据马列主义原理曾经提出过一些有关民族、宗教政策的主张,但由于受到当时的革命任务和环境的限制,这些政策主张很少在革命实践中检验、发展。长征开始,特别是遵议会议以后,红军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领导下,通过了十多个少数民族聚居区,处理了纷繁而紧迫的民族、宗教问题,党的政策主张才受到了实践的检验并逐步完善起来。党和红军在长征时期制定和实行的宗教政策,既是在长征前革命根据地实施的宗教政策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又克服了长征前宗教政策的某些偏颇,从而成为较全面、较正确的宗教政策,为红军顺利通过少数民族地区,发挥了重要作用。它对长征以后尤其是新中国宗教政策的制定,产生了重要影响。

  首先,在统一国家中实行民族自治的主张逐步被确认,民族自决和实行联邦制的口号被抛弃。其次,党的民族、统战和宗教政策进一步成熟、完善。经过长征实践,1938年11月,毛泽东在党的六届扩大的六中全会上总结了民族、宗教工作的经验,提出了系统的、成熟的民族宗教政策:第一,允许蒙、回、藏、苗、瑶、彝、番各民族与汉族有平等权利,在共同抗日的原则之下,有自己管理自己事务之权,同时与汉族联合建立统一的国家。第二,各少数民族与汉族杂居的地方,当地政府须设置由当地少数民族的人员组成的委员会。作为省、县政府的一部分, 管理和他们有关的事务,调节各民族间的关系,在省、县政府委员中应有他们的位置。第三,尊重各少数民族的文化、宗教、习惯,不但不应强迫他们学汉文汉语,而且应赞助他们发展用自己的语言文字的文化教育。第四,纠正存在着的大汉族主义,提倡汉人用平等态度和各族接触,同时禁止任何对他们带有侮辱性与轻视性的言语、文字与行动。再次,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提出和实践。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的讲话中所说的各少数民族“与汉族有平等权利,在共同抗日的原则之下,有自己管理自己事务之权,同时与汉族联合建立统一的国家”, 这就是党的民族区域自治主张的精髓所在。

  新中国成立以后,党对宗教工作的具体做法也借鉴了红军长征时期的一些成功经验。例如,新中国成立后,对宗教实行政教分离,使宗教从与国家政权有密切关系的一种思想工具,转而成为一种纯粹的思想信仰。这也是从红军长征时期的做法中受到的启示有关。

  三、长征时期党的民族宗教政策的现实启示

  长征时期党在民族宗教工作方面的成功实践,不仅确保红军顺利完成战略大转移,推动了少数民族地区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同时也对我们今天制定成熟的民族政策和解决民族问题具有现实启示。

  长征时期党在民族宗教工作方面的成功实践启示我们,我们党要在前进中不断取得胜利,就必须始终高度重视和坚持正确处理民族问题,保持各民族团结统一。我国是一个幅员辽阔且生活着55个少数民族的多民族国家,各少数民族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不可缺少的成员,各民族群众都是一支不能忽视的重要力量。在红军长征中,正是我们党始终从战略高度重视民族问题,并在实际工作中充分体现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这一马列主义民族理论的根本原则,才得到了途经少数民族地区的各少数民族同胞的真心拥护,并在其大力支持与帮助下,克服了种种困难, 最终完成了万里长征这一震惊世界的壮举。所以,其经验告诉我们,民族问题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社会问题,民族工作是关系党和人民事业发展全局的一项重大工作,进入新时代,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对做好民族工作提出了新的课题和更高的要求。正确处理民族问题,涉及我国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等各个方面。因此,我国的民族问题必须放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局中来解决,解决好民族问题有利于推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者系省委党史研究室干部)


(责编:党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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