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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西北局洮州会议为确保红四方面军北上会师发挥了关键性作用

2018-03-29    作者:朱德良    来源:甘肃党史网    点击:

  回顾80多年前红四方面军长征到达甘南地区临潭县,建立甘南第一个苏维埃政府与中共中央西北局在洮州(临潭)召开会议的历史,进一步探讨红军在临潭县建立苏维埃政府后所开展的革命活动历程,尤其是开展对中共中央西北局洮州会议在红军长征中所处历史地位与作用的深化研究,对于继续保持和弘扬红军长征精神,推进临潭县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中共中央西北局的成立与西北局洮州会议召开前的红军长征北上态势

  1934年10月,由于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推行的错误路线在中共中央占统治地位,使党内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领导意见受到排斥和打击,从而导致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五次反击国民党“围剿”斗争的严重失败。中央根据地被国民党军一步步蚕食而逐渐缩小,中央红军即红一方面军不得不放弃中央根据地,背负着面临国民党百万大军围追堵截的严峻考验、党内严重教条主义错误的继续指导和应对残酷自然环境的重重困难,进行了北上抗日的著名的万里长征。

  中央红军在长征初期,由于继续受“左”倾教条主义路线的错误指导,造成在大搬家式的战略转移途中仍然处于被动挨打和一次次惨败的局面。尤其是在突破国民党设置的湘江封锁线的战役之后,使出发时的8万多红军力量迅速锐减为3万余人。严酷的现实逐渐引起了红军广大指战员的强烈不满,也深深教育和刺激着随红一方面军转移的中共中央领导层。1935年1月在贵州遵义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终于结束了错误路线对中共中央的统治。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率领中央红军,以革命理想高于天的坚强信念和大无畏的牺牲精神,采取主动出击和灵活机动的北上战略,入云南、越贵州、进四川, 一路顽强转战,终于扭转了被动挨打的危局,从而突破国民党军围追堵截的重重封锁,翻越了人迹罕至的大雪山,于6月中旬到达四川懋功地区,与在这里策应的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随后于26日在两河口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确定了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为目的的北上战略方针,以寻求在北方建立领导和推进全国抗日民主运动的前线阵地。

  根据中共中央两河口政治局会议的决定,红一、四方面军经过休整后,于8月下旬与9月初,开始兵分左、右两路继续北进。正当中共中央随右路军艰难穿越荒无人烟、到处沼泽泥潭、茫茫无际的大草地,向甘肃南部地区挺进之际,已担任中革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委的中共中央政治委员、红四方面军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张国焘,却自恃兵多势众,在提出红军西进川康(四川与西藏交界的狭小地带,当时人烟稀少,自然环境比较恶劣)地区的错误主张被中共中央否决之后,向党争权的右倾机会主义野心继续膨胀,竟然违背中央确定的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北上方针,致电中革军委,又提出 “趁势南下”的错误主张,并率领以红四方面军为主力的左路军实施南下行动。同时,背着中央致电指示任红军前敌指挥部政委(时任四方面军总政委)的陈昌浩,命令其率右路军立即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同志得知电报内容后,为了防止和避免红军内部可能发生不必要的冲突,同时能尽快阻止和继续纠正张国焘南下分裂党和红军的错误主张,立即在红三军驻地巴西连夜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临时会议,在统一思想的基础上,采取断然措施,率领右路军即红一、三军离川入甘向甘南地区进军,坚持执行中共中央政治局两河口会议确定的北上方针。并于途中发出《共产党中央为执行抗日北上方针告同志书》,对张国焘坚持南下的错误主张提出了严肃批评,重申中央北上的战略方针是唯一正确的方针,南下没有出路,南下是绝路。明确指出:为红军为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应该坚决拥护中央的战略方针,迅速北上,创造川陕甘苏区。同时致电张国焘,指出中央“北上方针绝对不应改变,左路军应速即北上。”

  为了继续阻止张国焘南下的错误行动,维护党和红军的团结,中共中央于9月11日再次电告张国焘尽快率部北上,并于12日在甘南迭部县高吉村召开了著名的俄界会议,作出《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指出四方面军的领导者张国焘与中央绝大多数同志的争论,其实质是由于对目前政治形势与敌我力量对比估计上有原则分歧。张国焘夸大了敌人的力量,轻视了自己的力量,已致丧失了在抗日前线的中国西北部创建新苏区的信心,主张以向中国西南的边陲地区(川康藏边)退却的方针,代替向中国西北部前进建立模范的抗日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布尔什维克的方针。认为“造成张国焘同志这种分裂红军罪恶行动的,除了对于目前形势的机会主义估计外,就是他的军阀主义。”声明“必须采取一切办法去纠正张国焘同志的严重错误”,号召“红四方面军中全体忠于共产党的同志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同这种错误倾向做坚决的斗争,以巩固党和红军。” 根据俄界会议决定,红一、三军被缩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作为为整个红军北上抗日开辟道路的先遣队,由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兼任政治委员。陕甘支队在中共中央的直接领导下,在北进进行腊子口战役后,途经天水、平凉、庆阳等地一路征战,于10月中旬到达谢子长、刘志丹、习仲勋等创建的陕甘革命根据地,与在陕甘的红十五军团胜利会师,并恢复红一方面军建制,随后又开展了扩大陕甘苏区的东征和西征军事战略行动。

  此时,一意孤行率领红四方面军南下的张国焘,并没有放弃分裂党和红军的图谋,竟然不顾中共中央连连致电的规劝、教育和挽救,不顾随左路军行动的红军总司令朱德、总参谋长刘伯承等人的坚决反对和抵制,于1935年10月在四川理番县的卓木碉(今四川省马尔康县脚木足)另立了所谓的中共中央等机构,自任党中央主席,独断专行,发号施令。在其错误路线指导下,南下艰苦征战的8万多红军,处处遭到了国民党军队围追堵截与重创,在不到半年时间内就已减员过半,已陷入无法立足的危局,从而引起了广大红四方面军指战员的强烈不满,要求北上陕甘苏区,与党中央会合抗日的情绪日益剧增。加之朱德对张国焘的错误主张长期抗拒和极力劝导,红四方面军南下失败的现实和即将与长征北上入川的红二、六军团会合的形势所迫,并在共产国际指示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战略方针的支持和对张国焘错误的批评下,迫使张国焘不得不于1936年3月放弃了错误主张,实施了同意北上的《康道沪战役计划》,并与朱德致电长征到达贵州的红二、六军团,建议北上与红四方面军会合,“一同北进”。6月6日,张国焘公开撤销了另立的中共中央等机构,10日致电中共中央,表示同意率部北上执行中央北上方针,并于28日发布《红四方面军二次北上政治命令》。7月1日,红二、六军团在四川甘孜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根据中革军委命令,于5日组建成立红二方面军,由贺龙任总指挥,任弼时任总政委。并按照中共中央关于实现红军三大主力在西北地区会合的战略部署,红二、四方面军分为三路纵队开始了北上行动。途中,随红军总部行动的任弼时,从红军团结的大局和保证中央统一领导的角度出发,致电中共中央:“现在陕北和川康边同志对目前形势估计和党的策略路线已经一致,为着不放松目前全国极为有利局面,使我党担负起当前艰巨的历史任务,我深切感觉到党内团结一致,建立绝对统一集中的最高领导万分迫切需要,而且是不能等待七次(指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会议)大会的。”任弼时提出的建议,得到了中共中央的完全赞同。为加强对正在北上的红四方面军与红二方面军军事行动的统一领导,经中共中央批准同意,于27日成立了由张国焘任书记、任弼时任副书记,朱德、刘伯承、贺龙、徐向前、关向应、陈昌浩、肖克、王震等为委员的中共中央西北局,统一指挥两个方面军,形成相互策应的战略态势,分别向甘肃南部地区的甘南和陇南广大地域挺进。

  临潭县苏维埃政府的建立为中共中央西北局洮州会议召开提供了条件

  1936年8月5日至9月7日,进入甘肃南部地区的红二、四方面军,根据中共中央西北局在四川若尔盖县求吉寺召开的会议决定,历时34天,成功地实施了《岷洮西固战役计划》。此役是红二、四方面军翻越雪山、走出草地后,进入甘肃南部地区进行的第一次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根据战役计划,红四方面军第四军、第三十一军组成第二梯队,由岷县西进,以控制临潭一线,保卫整个战役侧翼,并由红四军担任攻占洮州(即临潭)县城的任务。8月12日,红四军由岷县野狐桥兵分两路向临潭进军。其红十一师沿洮河西行至羊北桥过河,由新堡向临潭挺进;红十师、红十二师及妇女独立团顺三岔沟前进,击溃国民党守军一个营,迅速兵临临潭县新城城下。在14日一举攻占城池后,以一部向渭源、临洮方向发展,红十二师就地开展了发动群众、建立革命政权的工作。19日,红军总指挥部在新城城区召开千人大会,成立了临潭县苏维埃政府,颁布了红军总司令朱德任命李中方为“中国抗日救国军甘肃第一路军”总司令的布告,同时民主选举产生了临潭县苏维埃政府主席。随后,又在新城附近的3个乡镇建立了基层苏维埃政权。翌日,曾帮助过红一方面军过甘南地区的国民党洮岷路保安司令、卓尼土司杨积庆,秘密派人来到临潭县红军总部,呈送书信和赠送马匹、羊只等,对红军表示友好和慰问,并与红军达成互不侵扰的默契。根据红四方面军前敌总指挥徐向前的命令,红十师及妇女独立团于20日从新城出发后,迅速向洮州旧城疾进,沿途先后攻占了瓦窑坪、双坟堆、坡山、大湾沟山等地,击溃了当地反动民团“铲共义勇团”的阻击。临潭县旧城内的国民党守军一个团见红军大军压境兵临城下,惧怕被歼,立即以1个营的兵力留守城池顽抗,掩护其团部和团主力向临洮方向溃逃。红军侦知敌情后,立即向城池发起猛烈攻击。在红十师及妇女独立团的紧密配合下,一举攻占旧城,国民党守军1个营悉数被歼。红军进城后,师指挥部一方面组织营以上干部勘察地形,布设阵地,以防止国民党部队的反扑;一方面部署部队广泛开展群众工作,宣传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和红军的政策,扩大党的影响。

  9月5日清晨,国民党马步芳部所属海南警备第一骑兵旅马彪部的一个加强营,以七八百人的兵力气势汹汹地向旧城扑来,遭到设伏在城外西峰山、东陇山及城北红军阻击部队的沉重打击,死伤200多人后溃退而去。马家军第一次攻击遭到重创后并不甘心失败,在其旅长马彪提刀亲自督战下,连续数日向红军设防阵地发起轮番进攻,企图夺取旧城,重新占领临潭一线。面对敌人的疯狂攻势,红军指挥部一方面组织部队坚守阵地,痛歼进犯之敌,寸土不让;一方面采取灵活机动、诱敌深入的巷战,歼灭敌军的有生力量。至9月19日共歼敌2500余人,俘敌700余人。已无力再战的马彪率残部溃退于黑措(今合作)一带,临潭地区一线被红军牢牢控制。与此同时,红四方面军其他部队也相继攻占了漳县、渭源、通渭县城及岷县、陇西、临洮、武山等广大地区,为开辟甘南临时革命根据地打开了局面。随红四方面军跟进的红二方面军,也乘势经甘南向陇南地区攻击前进,成功地实施了成(县)徽(县)两(当)康(县)战役,相继攻占了成县、徽县、两当、康县4座县城和西和、礼县、武都及陕西略阳、凤县的部分地区,为创建陇南临时革命根据地奠定了基础。红四方面军成功实施的岷洮西固战役,共歼灭国民党部队7000余人,缴获了大批的武器、弹药、物资及马匹,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守敌的顽固势力,粉碎了国民党军阻止红军北进的企图,形成了红二、四方面军北进与红一方面军会师的有利态势。

  岷洮西固战役结束后,红四方面军开辟了以岷县地区为中心的甘肃南部地区临时革命根据地。红二方面军实施的成徽两康战役,对进入陇南企图“围剿”红军的国民党军及地方顽固势力以沉重打击,开辟了东与陕甘宁苏区、西与甘南临时革命根据地相呼应的陇南临时革命根据地。根据中共中央提出的“发展甘南作为战略根据地之一,同时巩固与发展陕甘苏区,使之成为另一战略根据地,与陕北、甘北相呼应”的有关指示,中共中央西北局先后发布《关于目前红军进入西北地区组织临时革命政权问题的决定》《关于甘肃红军新占地区党的组织的决定》《甘肃人民抗日革命委员会组织条列》等文件,开始在临时革命根据地进行政权建设和扩红等工作。随着临潭县苏维埃政府的建立,红四方面军总部和红军前敌指挥部及红三十军、红三十一军等相继在占领区建立了岷县、漳县、渭源、陇西、通渭等县的苏维埃政府以及30多个乡镇的基层苏维埃政权,同时建立了临潭县民兵大队,在陇西等地相继成立了由柴宗孔(中共党员)、李彩云、马良峻分别任司令的中国抗日救国军第二路军、第三路军和回民第六路军,以及渭源抗日义勇团、漳县抗日游击队等地方武装组织。为了加强对各县苏维埃政权与抗日武装组织的领导,红军总部于9月成立了由何长工任主席的甘肃省苏维埃政府和由王维舟任总指挥的甘肃省抗日救国军总指挥部。同时,成立了由傅钟任书记的中共甘肃省工作委员会,下设中共西路工作委员会、中共北路工作委员会,以加强党的地方组织建设。其中,中共西路工作委员会主要负责以临潭县为中心的临洮、广河、和政、临夏、夏河等地党的建设工作。

  红军在临潭县期间,与县乡苏维埃政权组织紧密配合,以张贴标语、告示,派出工作人员进村入户,利用集市进行文艺演出等多种形式,积极宣传贯彻党的抗日主张和民族宗教政策,宣传红军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严格遵守党的群众纪律,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保护清真寺和喇嘛寺。同时,派出红军战士主动帮助民族群众收割庄稼、砍柴挑水、打扫庭院街道,派出医务人员治疗疾病等,受到了广大民族群众的诚心拥护和欢迎,许多在外躲避的群众和憎人也纷纷回家、返寺。在党的民族政策感召下,新城的一些民族宗教上层人士如马良骏、苏鸿发、马世荣等,积极帮助红军张贴宣传品、筹办军需辎重,为红军做了不少工作。在红军走后,卓尼土司杨积庆曾以多种名义,动员属下藏族民众保护了200多名红军伤病遗留人员。正是由于临潭县苏维埃政府的建立和各项工作的成功开展,使红军得到了广大民族群众的充分信任和广泛支持,为中共中央西北局在洮州召开会议提供了条件、创造了良好的环境。

  中共中央西北局洮州会议为确保红四方面军北上会师发挥了关键性作用

  随着甘南和陇南临时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在西北已形成了红二、四方面军与西征甘北地区的红一方面军相呼应的良好局面,这就为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创造了有利条件。就在甘南临时根据地得到一定休整的红四方面军积极开展落实中共中央关于北上实现三军会合战略部署的时候,身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红军总政委的张国焘,对于中央提出三个方面军会合甘肃后采取的战略方针一直存有异议。早在8月22日就致电中共中央,提出红四方面军由永靖西渡黄河,独自进军青海、甘西,完成接通新疆和共产国际路线的计划。中共中央于次日致电张国焘,对红四方面军西渡黄河的条件是否具备从三个方面提出质疑,即“(一)依据现时力量,假如以二方面军在甘南、甘中策应,而以四方面军进取青海及甘西、直至联系新疆边境,兄等认为有充分之把握否?(二)假如在冰封期前过河能找得皮筏否?(三)兰州、青海线之黄河何时开始结冰,冰期长短如何?”。之后,于30日发布《关于冬季以前一、二、四方面军行动方针的意见》,明确提出三大主力红军下一步行动的军事方针,要求继续坚持北上会师战略。朱德、刘伯承、任弼时等从维护党和红军团结的角度出发,对于张国焘的想法和做法不断给予批评和帮助,要求尽快落实中共中央指示率部北进。但张国焘总是不予配合,固执己见,仍坚持其主张“移到兰州以西的河西走廊地带,以新疆为后方,可以名为‘西进计划’”的方针。于是,在9月9日,张国焘命令红四方面军以三十军为先遣队,做好向西探寻渡黄河的准备。同时,对中共中央要求迅速北上的指示借故拖延,迟迟不做落实。为此,中共中央连续致电张国焘,要求红四方面军从速北上,“务必在三天内进占界石铺及以西地段,否则胡(宗南)军乘汽车在二、三日内控制界石铺。”并告诫其“机不可失,千祈留意。”

  为了统一思想,让全军指战员进一步明确在全国已出现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下实现北上会师的战略要义,尽快执行中央要求北进与一方面军会合的指示,在朱德等的坚持要求下,9月16日至18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在岷州三十里铺召开会议,主要对目前的政治形势和红军的行动方向问题进行了讨论。会议否定了张国焘主张红四方面军由临潭进军青海、占领甘西的西进计划,极力说服张国焘同意了执行中央北上方针。会议结束时,红四方面军及时发布了《静(宁)会(宁)战役纲领》,提出“四方面军在胡敌未集中静宁、会宁以前,先机占领静、会及定西通道,配合一方面军在运动中夹击该大道上胡敌与静宁之骑七师,相机占领静宁,争取与一方面军会合为目的。”19日,红四方面军总部又发布了向静宁、会宁地区前进的命令,全军按照静会战役纲领,开始继续北进的行动。尽管如此,张国焘并不服从岷州会议决定,于21日致电朱德、陈昌浩,明确表示反对静会战役计划,并对红四方面军开始执行静会战役纲领的行动,利用职权进行阻挠干涉。同时,以朱德、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名义致电党中央,认为红四方面军到静会地区会四面受敌,于决战不利,提出红四方面军先机占领甘北,再与红一方面军共取宁夏方案。并背着朱德、陈昌浩擅自发布西进的命令,造成了部队开始西进行动的既成事实。正在指挥部队北上的朱德,接到张国焘改变对岷州会议决定的电报后,非常震惊,立即连续致电张国焘,对其错误做法进行了坚决抵制。并立即与陈昌浩等策马赶往漳县前敌指挥部,于9月23日在漳县盐井镇(一说三岔)召开中共中央西北局会议,在极力说服张国焘放弃西进行动、继续北上未果后,立即要求将会议决定部队从永靖、循化渡黄河西进的情况上报中共中央,由中央来做决定。

  中共中央接到以朱德、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等人的联名电报后,分别于24、25、26、27连续四日电告张国焘和西北局,对张国焘的西进方案明确表示反对,并从战略态势角度对张国焘进行了诚恳的说服疏导,指出:“确息:胡宗南部到咸阳,其后续尚未到齐,四方面军有充分把握控制隆、静、会、定大道,不会有严重战斗。一方面军可以南下策应,二方面军亦可向北移动钳制之。北上后粮食不成问题。若西进甘西,则将被限制于青海一角,尔后行动困难。”明确强调:“我一、四方面军合则力厚;分则力薄。合则宁夏、甘西均可占领,完成国际所示任务;分则两处均难占领,有事实上不能达到任务之危险。一、四方面军合力北进,则二方面军可在外翼制敌;一、四方面军分开,二方面军北上,则外翼无力,将使三个方面军均处于一偏狭地区。敌凭黄河封锁,将来发展困难。且胡敌因西兰路断,怕我夹击,又怕东北军不可靠,不敢向隆德、静宁,拟向天水靠近王均。如四方面军西渡,彼将以毛(炳文)军先行,胡军随后,先堵击青兰线,次堵击凉(州)兰(州)线,尔后敌处中心,我处偏地,会合将不可能,有一着不慎全局皆非之虞。”“四方面军仍宜依照朱、张、陈九月十八日之部署迅从通渭、陇西线北上,不过半月左右即可到达靖远、海原地域,从靖远渡河;一方面军跟即渡河,或合力先取宁夏、甘西;二方面军仍在外翼制敌,则万无一失。一方面军目前一面占领界石铺,一面立即出四个团以上通过隆、静线,直逼秦安、天水,使胡敌不敢动作,以便四方面军十分安全的北上,务请朱、张、陈、徐四兄顾及整个大局,采纳此方针,亦即九月十八日朱、张、陈三同志之方针。”并于27日再次致电命令“四方面军应即北上与一方面军会合,从宁夏、兰州间渡河夺取宁夏、甘西。二方面军应暂在外翼钳制敌人,以利我主力之行动。一、二、四方面军首长应领导全体指战员发扬民族与阶级的英勇精神,一致团结在共产国际与中央路线之下,为完成伟大的政治任务而斗争。”

  中共中央西北局岷州和漳县两次会议,因红二方面军领导人中的西北局副书记任弼时和委员贺龙、关向应、王震等在陇南未能参加会议,但对西北局岷州会议的正确决定和中共中央的指示与命令,曾致电中央和西北局给予坚决支持和拥护,也多次致电张国焘反复做劝导工作,并要求其尽快放弃一意孤行的西进计划,服从全党全军的大局。加之探索西进路线的红四方面先遣部队因气候寒冷,道路难行遇阻,西进计划引起了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的强烈不满和反对。就在这一决定红四方面军继续西进还是坚持北上的关键时刻,中共中央西北局于27日及时在洮州(临潭)新城召开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傅钟、李卓然、肖克等。会议传达了中共中央指示及相关电报精神,朱德再次苦口婆心地对张国焘进行争取和劝导工作,明确提出停止西进继续北上的意见。徐向前、陈昌浩等也从西进道路不通及服从中央指示精神的角度,表示拥护朱德提出的意见,主张立即停止西进计划,执行中央北上方针。在朱德和西北局大多数同志的强烈要求和主张下,张国焘不得不表态同意红四方面军北上,同红一方面军会合。

  中共中央西北局洮州会议形成决定后,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等人当日联名致电中共中央和红二方面军领导人贺龙、任弼时、刘伯承:“为尊重你们的指示和意见,同时据考查兰州西渡河须时较长,有可能失去占领永登一线的先机。”“决仍按照原计划东进,以出会(宁)、静(宁)会合一方面军为目的,部队即出动,先头(部队)约六号到界石铺,决不再改变。”28 日,红四方面军在临潭发布了《通(渭)庄(浪)静(宁)会(宁)战役计划》,提出红四方面军迅速出通渭、庄浪、会宁、静宁、界石铺地区,争取与红一方面军会合,相机消灭胡宗南西进先头部队,巩固和扩大陕甘宁抗日根据地;争取抗日友军,接通苏联为目的。其行动纲领是:以主力扫除陇西、武山间毛炳文部,进出于通渭、界石铺地区,与一方面军会合,迎击西进胡敌部队。以一部东经武山、甘谷间,迷惑天水敌人,折向北挺进于庄浪及以东以北地区,发展扩大该地区抗日根据地与策应二方面军之行动 ,并钳制胡敌。对会宁、定西、陇西方面敌人,以有力部队钳制之。并于29日将计划电告中共中央和红二方面军领导人。从30日起,红四方面军分为6个纵队,由临潭、岷县、漳县等地向通渭、庄浪、会宁、静宁地区全面推进。其先头部队于10月7、8两日先后在会宁县城和静宁界石铺等地区,与在这里迎接的红一方面军一军团先遣部队胜利会师,拉开了三个方面军会师静会地区的序幕。随着红四方面军主力的北进和红二方面军北进于10月22日在静北隆德县的将台堡(今属宁夏西吉县),与红一方面军红一军团的胜利会师,终于实现了中共中央提出的三个方面军会师大西北的战略目标。

  中共中央西北局洮州(临潭)会议,是一次在关键性的时刻扭转形势的重要会议。会议否决了张国焘西进的错误主张,充分肯定了中共中央西北局岷州会议所作出的重要决定,进一步统一和坚定了红四方面军执行中央北上方针的行动和信心,再次挫败了张国焘继续分裂红军的图谋,确保了实现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大西北战略部署的落实。也正是由于三大主力红军在陇原的胜利大会师,为推进中国革命由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迅速向抗日战争时期转变,在西北建立领导和推动全国抗日民主运动的前线阵地,奠定了比较雄厚的军事力量和组织基础。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共中央西北局洮州(临潭)会议在中共党史和红军长征史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在一定程度上为决定红四方面军主力北上会师发挥了关键性的历史作用。当前,进一步深化对红四方面军在临潭县建立苏维埃政府和中共中央西北局洮州会议历史的研究,对于继续保持和弘扬红军长征精神,推进临潭县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作者系中共平凉市委党史研究室原主任)


(责编:党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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