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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护团结更显责任担当

2020-11-23    作者:戴引兄    来源:甘肃党史网    点击:

中国工农红军万里长征,是中国革命史上重大的历史事件,是世界军事史上的伟大壮举,是一部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红二方面军的长征是其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长征中,红二方面军的一部走得最早,主力部队走得最晚。甘肃是其经过的一个重要省份,从1936年8月16日先头部队红六军先行入甘,至10月22日红二方面军与红一方面军第一师在甘肃隆德县境内的将台堡(今属宁夏)胜利会师止,红二方面军长征在甘肃途经6个市州的15个县区。在这两个多月的时间里,红二方面军坚决拥护党中央领导,充分发挥“维护团结,有力策应,勇担后卫”的特殊作用,为红军长征和中国革命事业作出了突出贡献。

  一、勇于担责,维护团结,挫败张国焘的政治图谋,旗帜鲜明地拥护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

  1936年3月下旬,红二、红六军团在滇黔边的乌蒙山区摆脱了敌之围追堵截。在盘县时,接到红军总司令部电报,令红二、红六军团北上川康边与红四方面军会师。自1935年9月红军总司令部电台被张国焘控制,红二、红六军团与党中央即失去了联系。7月2日,红二、红六军团到达甘孜,与红四方面军会师。这时,任弼时、贺龙等对红一、四方面军汇合时张国焘闹分裂中央的情况一无所知。甘孜会师后,通过与朱德、刘伯承等详谈,阅读中央政治局两河口会议、毛尔盖会议和俄界会议的文件及中央严令张国焘率部北上的电报,任弼时、贺龙等知晓了近一年党中央与张国焘的斗争经过和张国焘反对党中央、分裂党和红军的阴谋活动。他们随即认识到朱德、张国焘要红二、红六军团渡江北上的动机截然不同,朱德要他们北上会师的目的,在于促成张国焘率部与红一方面军会师,共同北上抗日;张国焘要他们会师,则是企图控制红二、红六军团,继续与中央对抗。此时,红二、红六军团的政治态度和行动直接关系到党和红军的命运,是团结统一,沿着党中央的正确路线前进,还是助长张国焘造成的分裂对抗状态。在党和红军的这一全局中,红二、红六军团已在客观上和政治上处于具有决定意义的地位。

  在这个大是大非面前,任弼时、贺龙坚持高度的党性原则,在认清张国焘分裂主义的实质后,他们以全局为重,开始与张国焘分裂主义展开坚决斗争,采取从斗争中争取团结的正确举措,最终挫败了张国焘的政治图谋。

  一是坚决抵制张国焘继续攻击党中央及红一方面军的做法。任弼时“当听到红四方面军第八十八师来的干部有攻击红一方面军的言辞,又看到带来的文件和《干部必读》小册子中,有诽谤毛泽东、周恩来、洛甫的内容时,当即和贺龙、关向应商量后下令:对红四方面军派来的干部,告诫其只准讲团结,不准攻击中央领导和红一方面军;送来的文件、材料放在政治部,一律不准下发。”[1]

  二是粉碎张国焘吞并红二方面军的图谋。贺龙在答红二方面军战史编者问时回忆,张国焘对二、六军团使用的手段是分化、物质收买、以少数压迫多数。张国焘提出来两个方面军开联席会议,在任弼时等坚决反对下,张国焘的阴谋被挫败。在拉拢红二方面军对抗党中央的阴谋破产后,张国焘又企图改组红二方面军领导,被任弼时、贺龙及红二、红六军团绝大多数领导人断然拒绝。通过积极有效的政治斗争,两军团不仅没有被吞并、分化,还将原隶属红四方面军的第三十二军争取过来,加入红二方面军的序列,最终使张国焘妄图分化红二、红六军团,进而与中央搞对抗、闹分裂的图谋破产。

  三是维护党的统一领导和红军的团结。朱德、任弼时、刘伯承、贺龙、关向应等和张国焘的斗争既坚持党的原则,又立足于对张国焘的争取和团结。在庆祝红二、红六军团与红四方面军的会师大会上,任弼时旗帜鲜明地表态:我们唯一的道路是北上与中央会合。7月10日,任弼时致电林育英、张闻天、毛泽东等,“为着不放松目前全国极有利局势,使我党担负起当前艰巨的历史任务,我深切感觉党内团结一致,建立绝对统一集中的最高领导是万分迫切需要,而且是不能等待七次大会的。”[2]对任弼时的建议,党中央极为重视,完全同意。7月27日,中共中央批准成立西北局,任命张国焘为书记,任弼时为副书记,朱德、贺龙、关向应、徐向前、王震、陈昌浩、肖克、王震等20人为委员。

  四是推动红四方面军共同北上。1936年8月,红二、四方面军相继进入甘肃南部。对于中央提出的三个方面军汇合于甘肃后的战略计划,张国焘一直存有异议。西北局岷州会议后,张国焘擅自改变会议决定,造成部队开始西进行动的既成事实。为维护中央领导和红军团结,红二方面军坚决执行中央静会战役计划,多次致电张国焘,要求其尽快停止一意孤行的西进行为,服从全党全军的大局,表示“关于目前一、二、四方面军行动,比过去任何时期迫切要求能协同一致”,吁请红四方面军“停止在现地区”,听候“陕北之决定”[3]。由于任弼时等同朱德、刘伯承、徐向前等采取党内斗争的正确方针,以及红二、四方面军的广大指战员要求北上与中央汇合的强烈愿望,终于迫使张国焘不得不改变其反党反中央的错误行为,同意部队北上。

  红二方面军在推动红军三大主力会师中作出了重大历史性贡献。朱德认为,“红二方面军始终是好的,听指挥的”;“红二、六军团渡金沙江同红四方面军会合后,拥护中央,反对张国焘的分裂活动,对团结北上起了很好的作用。[4]”邓小平也指出:“红二方面军推动红四方面军北上起了很大作用”[5]

  二、善于履责,呼应陕甘,积极开展建党建政,开辟陇南临时革命根据地。

  为了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在陇东南一带建立临时革命根据地的指示,成徽两康战役胜利结束后,红二方面军除以一部分兵力围攻凤县、略阳,打击东面敌人,以配合红一、四方面军的军事行动外,驻守各县的部队开始在所占领地区积极宣传和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发动群众,筹集物资,扩大红军,建立党的组织和革命政权,领导群众开展革命斗争并进行临时革命根据地的建设工作。

  在临时革命根据地,驻地红军热情地帮助群众收割庄稼,深受群众欢迎。红军战士还利用集日,以敲锣打鼓的方式走上街头,向群众宣传党和红军的抗日主张,表演反映群众革命斗争的文艺节目,并给青少年教唱《我们红军打土豪》等革命歌曲。经过持续广泛的宣传教育,群众的阶级觉悟很快提高,革命热情迅速高涨,处处呈现出新的气象。

  在普遍发动群众的基础上,红二方面军积极发展党政群组织。在党的组织方面,1936年9月成立了由甘泗淇任书记,以徽县为中心活动地区的中共甘陕川省委,下辖中共两当县工委。在政权组织建设方面,相继成立成县、两当县、徽县苏维埃政府。军事组织有:在成县组织的陇南抗日游击队;徽县成立的徽县工农抗日游击大队;两当县成立的两当香泉义勇军。群众团体方面,成立两当县农会、徽县回民自治委员会、礼县抗日救国会。“经调查,全区(包括岷县)成立县委1个,苏维埃政府94个,其中:县苏维埃政府5个,区、乡(镇)苏维埃政府21个,村苏维埃政府68个,农会等群众组织14个,地方武装15支,游击队员8000多人。”[6]

  地方党政群革命政权建立后,在红军的领导和配合下,各地苏维埃政府和游击队组织群众打击土豪劣绅,维护社会治安,帮助红军站岗放哨、带路送信、筹办粮秣,动员青壮年参军,群众运动搞得轰轰烈烈,发挥了很好的作用。仅半月时间,陇南各县就有2000余名青年参加红军。在陇南人民的大力支持帮助下,红军指战员得到了很好的休整,为继续北上奠定了基础。

  经过红二方面军的战略行动和卓有成效的建党建政及群众工作,开创了东与陕甘宁苏区、西与甘南临时革命根据地相联系的陇南临时革命根据地,使陇南地区成为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反动派斗争的新的战略区域,在西北地区形成了红一、二、四方面军和其开辟的三块革命根据地遥相呼应的大好局面,为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创造了有利条件。

  三、全力尽责,忠诚革命,勇担后卫铁血铸魂,胜利实现三军大会师。

  甘孜会师后,中共中央连续致电红二、四方面军,要求乘“两广事变”爆发、国民党第1军胡宗南部南调之机,迅速北上甘南,与红一方面军一起,巩固和发展西北抗日根据地。“关于二、四方面军的部署,我们以为宜出甘肃南部。”“红军出至甘肃南,利于以后东出陕南策应时局。”“甘南利于补充。”[7]按照中央关于实现三大主力红军在西北地区汇合的战略部署,7月上旬,红二、四方面军分三路纵队开始了北上征程。经过艰苦异常的草地行军,8月上旬,红二、四方面军到达班佑、包座地区。8月5日,根据中共中央指示,西北局发布《岷洮西固战役计划》,决定乘国民党军兵力尚未集中之机,以红四方面军占领岷州、临潭、西固等地,以利继续北进;以红二方面军突围哈达铺策应红四方面军行动。至9月上旬,红二方面军占领了成县、徽县、两当、康县地区和陕西略阳、凤县的部分地区,形成了有利于三大主力红军会师的态势。

  为了实现三大主力红军的会师和夺取宁夏的战略计划,中共中央于9月14日对三个方面军的具体行动作了部署:要求进抵甘南的红四方面军立即占领隆德、静宁、会宁、通渭地区,控制西(安)兰(州)大道,与在固原西部的红一方面军部队靠近,阻止胡宗南部西进,并相机打击之;红二方面军在陕甘南部边境地区积极活动,吸引胡宗南部于咸阳、平凉之线南北地区,策应和配合红四方面军行动;红一方面军驻地九十月间仍在海原、固原地区,10月底或11月初开始从同心城、豫旺城之线攻取灵武、金积,以便12月渡河占领宁夏北部。以上部署的重点,是红四方面军控制西兰大道,不使胡宗南部切断红一、四方面军的联系,保证夺取宁夏的战略计划的实行。

  然而,张国焘又对北进方针产生动摇,命令红四方面军撤离通渭等地,掉头西进,使整个战役计划未能得到贯彻执行。后虽经朱德和红四方面军一些领导人的抵制斗争,加之在兰州以西渡河困难,张国焘才不得不同意红四方面军停止西进,继续北上。但此时,陇南局势已骤变。由于张国焘延误行动,胡宗南部乘机由西安进至清水、秦安、庄浪地区,同国民党毛炳文部和王均部靠拢,自北向南逼近红二方面军;南面王均第35旅及补充团向成县发动进攻,西南面川军孙震部也由武都进至康县一带。敌人正从北、南、西三个方向向红二方面军逼来,红二方面军陷入腹背受敌的危险境地。

  在这种极为不利的情况下,红二方面军领导人分析敌情后,于10月1日致电中央军委:“我活动内幅狭小,地区贫困,人口稀少,不利于我扩红筹资与休整”[8]。要求撤离徽县、两当、康县地区,经天水、宝鸡间北渡渭水。这样做,一方面可策应红一、四方面军之会合,同时,红二方面军也可以背靠红一、四方面军争取休整补充。2日,中央急电回复,同意红二方面军放弃成徽两康地区,迅速北上。

  红二方面军撤离时,敌情危急,敌人抢占了成县,逼近康县,致使分散在康县地区发动群众的红6师第17团来不及收拢,遭敌人包围,全部损失。10月5日,红6军进入天水李子园,16师师长张辉在战斗中牺牲。7日,16师进至盐关镇附近时,遭到敌人侧击,损失严重,师政委晏福生身负重伤。9日,红二方面军击溃敌国民党保安部队的阻截后,占领洛门镇,在此抢渡渭水。一路奋勇苦战,艰难前进,在红一、四方面军于10月9日甘肃会宁会合之后,红二方面军于10月22日在将台堡同红一方面军汇合,实现了三大主力红军胜利会师。

  红二方面军在任弼时、贺龙等的正确领导下,从1934年8月红六军团自湘赣突围西征拉开长征序幕开始,至1936年10月三大主力红军大会师,前后历时2年零2个多月。其中在甘肃活动67天,从10月4日至22日,他们勇于担责,善于履责,全力尽责。在腹背受敌的危险情况下,他们夺路北进,经历了长征中遇到的最大危险,部队受到严重损失。红一、二、四方面军和红二十五军四路红军长征在甘肃的历程,其中红二方面军的战斗最为惨烈,牺牲约5000余人。广大指战员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发扬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和英勇顽强的作风,克服艰难险阻,战胜敌人的围追堵截,经过连续半个多月的艰苦跋涉和英勇奋战,终于在敌人重围中杀出一条血路,突破封锁线,实现大会师。由此,胜利完成转战湘、黔、滇、康、川、青、甘、陕八省,行程两万余里,大小战斗110多次的伟大长征。此时,红二方面军尚有1.1万余人,其中仅在陇南就扩红2000多人,这个成绩是相当巨大的,充分说明红二方面军长征对沿途产生的重要影响力,是长征中保存力量最多的一支红军队伍。

  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今天,在新的长征路上,我们更应该铭记红二方面军矢志不渝的坚定信念,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维护团结的核心意识,举足轻重的大局观念,大力弘扬伟大的长征精神,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牢记使命,奋勇前进。

  (本文入选“忠诚、维护与担当——红二方面军(红二、六军团)与长征学术研讨会”)

 

[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任弼时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 280 页。

[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任弼时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282页。

[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任弼时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293页。

[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朱德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1788页。

[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89页。

[6]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铁流汇陇原》,甘肃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82页。

[7]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编辑委会编:《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354页至355页。

[8]甘肃省军区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编:《三军大会师》,甘肃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版,第 633页。

(责编:党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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