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州事变
在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下，在爱国青年学生一二九运动的影响下，驻甘的绝大部分东北军官兵对内战产生了厌倦的情绪，他们赞同共产党的抗日主张，要求抗日、打回老家去的情绪日益高涨，这就为西安事变中兰州事变的发生创造了有利条件。
西安事变爆发后，兰州方面连续接到张学良和于学忠的电报。张学良的电报是发给秘密联络员解方的，解方的真实身份是共产党员，时任五十一军参谋处二科中校科长，他身上带有张学良交给他的专用密码联络本，只有军长于学忠和参谋长刘忠干知道他的秘密联络员身份。张学良在电报中说：“军事会议破裂，我与杨主任合作，于今晨3时对蒋委员长实行兵谏，已将其及中央军政要员扣押”，“速转达五十一军，立即在兰州配合西安行动，切断绥署与南京之任何联系，将胡宗南部两个团，绥署特务营及军统有关武装一律缴械，对重要人员限制其自由，发表声明拥护八项救国主张”。[1]在西安的于学忠也按照张学良的布署，以东北军总部的名义急电兰州，电文说：“今晨1时左右，张副司令和杨虎城主任共同率领东北军、十七路军向蒋委员长实行兵谏，提出八项主张，已将蒋留在西安，并对在西安的中央军政要人限制自由，希即将胡宗南部的两团、绥署特务营及与军统有关的部分警察解除武装，对重要人员要限制自由，结果如何，盼复电。于学忠印。”[2]于学忠命令第五十一军立即按部署行动，切断兰州与国民党中央的联系，通电响应张、杨“八项主张”，切实控制兰州，与西安形成呼应之势。为加强兰州防务，于学忠调一一四师、一一八师即刻回兰，与一一三师共同控制兰州局势。
在刘忠干（五十一军参谋长）、周从政（甘肃省政府秘书长）等人召集下，驻兰东北军召开各师参谋长会议，布置兰州军事行动。通过行动计划。
12月12日晚7时至13日凌晨，第五十一军与甘肃省政府联合行动，首先占领了国民政府驻甘绥靖公署，扣押了绥署各处处长，击毙绥署军需处处长王式辉、绥署参议杨陟岗以下数十人；接着，他们对甘肃军警督察处，兰州警察局及各分局，国民党中央军第八师、第二十四师留守处，交通兵二团，监察使公署以及电报局、邮政局、飞机场、中央银行、农民银行、无线电台、民国日报等要害部门采取军事行动，先后俘虏、扣押1200多人，击毙了胡宗南部蔡、徐二团长等10余人，解除了中央军在兰州部队和兰州地方特务组织的全部武装，看管了兰州市警察局局长史铭。兰州事变开始后，国民党新一军军长邓宝珊接到第五十一军对西安事变和发动兰州事变的通报，比较真切地了解了两个事变的真相，对事变持同情态度，其所率各部遂按兵未动。军事行动结束后，第五十一军立即通电全国响应张、杨的“八项主张”，并以省政府主席于学忠的名义在兰州市内张贴布告，解释事变的原委，维护社会秩序，安定民心。解方随即将“兰州事变”情况报告了张学良。由于这次行动果断、迅速、周密，五十一军很快控制了兰州局势，市面秩序很快恢复如常。
12月13日，于学忠带领各师师长回到兰州，对兰州事变的成功非常满意。并开始部署兰州防务和治安及进行抗日宣传、释放监狱犯人等事宜。上午10时许，甘肃省政府举行委员会议，通报了西安事变及兰州事变的具体情况，形成如下善后意见（一）史铭继续看管。（二）兰州事变中双方伤亡人员由省救济委员会和双方负责人共同商定救济办法。（三）南京方面在兰一切机关的财政收入，一律交中央银行甘肃省分行暂存。下午3时许，邀请国民党中央在兰机关负责人开会，告知事变情况及省府措施，并要求各单位按省府要求去做，同时，正常营业，维持市面平稳。12月14日上午，甘肃省政府召开地方绅士和知名人士随后座谈会，省府有关人员作了关于事变情况的介绍，与会者纷纷发表意见，反对内战，赞同张、杨八项主张，呼吁一致抗日。当日下午，由教育厅长田炯锦主持召开教育界师生代表200余人参加的有关事变情况的通报会。通过大大小小的会议和报刊报道等形式，使人们了解了事变真相，取得了甘肃社会上层多数人对事变的同情和支持，特别是张、杨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传到兰州各大、中学校后，激发了兰州师生的抗日救亡的热情。一时间，在兰州掀起了进行抗日宣传演讲，散发传单，成立抗日救亡组织，组织抗日救亡活动的热潮。
12月18日，天津《大公报》记者范长江来到兰州，了解兰州事变的情况，拜访了邓宝珊、周达夫等军政要员。他告诉邓宝珊，中共方面已派周恩来、叶剑英到西安帮助解决事变。毛泽东、朱德等人恳切希望国民党方面接受张、杨八项主张，变内战为抗战，红军愿与国民党军队“联袂偕行，共赴民族革命之战场”。邓宝珊对共产党以民族利益为重的态度非常钦佩，随后即赴陕帮助杨虎城共渡难关。在与周达夫的交谈中，范长江说：“真是百闻不如一见，外边谣传很多，或说兰州秩序太坏，市民纷纷逃走。或说两军对立状态还未解除，总之没有好话。这么一看，恰恰与事实相反。”[3]很快，《大公报》第一版登载了范长江的文章，使更多的人了解了兰州事变的真相。
在这一时期，于学忠往来于西安、兰州之间，一面安排甘肃方面事项，一面参加西安各种会议。甘肃的局势也时紧时松，但总的趋势是由紧张渐趋和缓。
12月26日，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张学良的两封亲笔信影印件由飞机送到兰州，一封是给杨虎城和于学忠的，告知：委员长已接受抗日八项主张，张学良将护送回南京，陕甘军政事宜，由杨、于二人主持办理。另一封是致各部队长的，要求各部“服从杨、于二兄指挥，结一致，共济安危”。[4]按照张学良的指示，甘肃省政府于同一天召开会议决定，释放被俘和扣押的人员，发还收缴的武器装备，国民党中央驻兰州各单位恢复常态。至此，兰州事变结束。
西安事变及其兰州事变对甘肃政治、军事格局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陇东一带，东北军控制了局势；定西一带，由于于学忠作了一些解释工作，毛炳文部所属部队基本处于守势；陇南、天水地区为国民党中央军第三军所控制，事变发生后，该军立即将于学忠委派的有关人员拘押、监视，直到事变和平解决，才予以释放；正在河西地区堵击红西路军的马步青在收到张学良、杨虎城的通电后，一时产生了犹豫，但与青海马步芳协商后认为：红军留在河西威胁很大，公开表示了拥蒋立场，并继续对西路军堵击，驱赶于学忠委派到河西各地的专员、县长回兰州。“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东北军五十一军军长于学忠的甘肃省政府主席职务被蒋介石罢免，派贺耀祖代理甘肃省主席，调中央军某师进驻兰州。1937年4月，于学忠与东北军五十一军一起离开了甘肃。
双十二事变和平解决后，中共中央在12月27日《中央关于蒋介石释放后的指示》中指出：“蒋介石的接受抗日主张与蒋介石的释放，是全国结束内战一致抗日之新阶段的开始。但要彻底的实现抗日任务，还须要一个克服许多困难的斗争过程。”要“巩固西安发动的胜利，巩固东北军、西北军与红军的团结，赞助张杨改造东北军、西北军成为最好的抗日军队，发动与组织西北民众，联合西北少数民族，扩大与巩固红军，把陕甘两省首先成为抗日根据地与策源地”，“党应准备实现一切政治上与组织上的必要的改变，以适合于全国统一战线建立后的新环境。”[5]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西北各地党组织开始了迎接抗日战争新阶段的斗争，中国共产党在甘肃的活动也即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兰州事变、平凉事变作为双十二事变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着积极的历史意义和影响。兰州事变和平凉事变的的发动，增强了张、杨将军的军事实力和政治谈判地位，促成了事变的和平解决。它不仅壮大了双十二事变的声势，使甘肃各阶层爱国民众受到了救亡图存的强烈震撼，也在一定程度上使甘肃人民了解了党的抗日救亡的政治主张，从而对后来党领导下的抗日救亡运动在甘肃的蓬勃兴起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1] 张传瑞：《于学忠将军传》，团结出版社2004年1月版，第149页。
[2] 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揭秘西安事变》，中国文史出版社2007年1月版，第264页。
[3] 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揭秘西安事变》，中国文史出版社2007年1月版，第268页。
[4]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揭秘西安事变》，中国文史出版社2007年1月版，第269页。
[5]中国社科院现代史研究室编《西安事变资料》第1辑，人民出版社1980年10月版，第162—16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