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一烈火燃陇原
省委党史研究室
题记：土地革命时期，陕甘地区的中共领导人为落实党的八七会议制定的开展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先后组织和发动了数十次起义和兵变，终于创建了陕甘红军。为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我们挖掘整理了1932年4月至1934年10月，发生在甘肃境内的武装起义和兵变活动，对革命者的英勇斗争、失败的原因教训以及武装斗争的意义进行了总结，以志纪念。
八七会议后，在中央关于开展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方针的指引下，受党组织派遣，一批共产党人来到陕甘地区，打入国民党军阀、地方民团中，先后组织和发动了数十次起义和兵变，以期建立革命武装。其中，陇原大地就多达十余次。虽然这些起义和兵变大都失败了，但对陕甘地区以后的武装斗争和红军的建立与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在甘肃革命斗争史上写下了可歌可泣的一页。
陇原风暴 熊熊燃烧
南昌起义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的时期。“这次起义像一声春雷，使千百万革命群众在经历了一系列的严重挫折后，又在黑暗中看到了高高举起的火炬。”[①] 南昌起义在全党全国人民面前树立起了一面武装的革命反抗武装的反革命的旗帜，随后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等相继爆发，点燃了全国革命起义的烈火。
要落实八七会议的决议，陕甘的任务是必须首先建立起武装力量。为此，中共陕西省委第一次扩大会议提出“党到军队中去”，“培植革命的军事基础”，随后派出大批共产党员打入陕甘宁国民党地方武装和军阀部队中。陕甘由此开始了创建红军的行动。
早在1925年，甘肃省第一个党支部成立后，甘肃全省的革命斗争就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为了加强对革命运动的指导，1927年2月，中共陕甘区委派遣共产党员胡廷珍、王孝锡、马凌山、保至善等人以国民党特派员的公开身份前往兰州。他们先后建立中共兰州、平凉、导河特支，宣传马列主义，开展革命活动，成立青年社、工会、农会、学生会等群众组织，教育启发人民群众为自身解放而斗争，有力地推动了甘肃革命形势的发展。
陕甘地区远离国民党统治中心南京，驻军多为地方军阀和杂牌军队，不为国民党南京政府所重视，陕甘杂牌军队改编民团及彼此收编是时常发生的事情。从当地兵情来说，存在众多的小军阀：陇东有陈珪璋以及谭世霖的民团武装；彬县驻有苏雨生的骑兵旅；正宁一带有李培霄的部队；凤县、两当驻有王德修的部队；还有张应坤、杨万清、毕梅轩三个旅在镇原一带。此外，还有大小不一的民团和土匪武装。他们不满于兵源差、正规化不足的现状，广泛招揽各种人才，大力整编军队，以求得自身势力发展壮大，而从事兵运工作的中国共产党人，如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张秀山等人，大多是接受过中等教育的知识分子，尤其刘志丹拥有丰富的革命经验，作为广州黄埔军校第四期毕业生在陕甘地区声名远播，成为地方军阀渴求的对象，这一背景使很多共产党人能够顺利进入军阀部队，为中国共产党人开展兵运工作提供了便利条件。
陕甘地区所驻扎的军阀，无论军官还是士兵，多是陕甘的本地人，从1928年起到1931年夏，出生、成长在陕甘的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崔廷儒、张东皎、刘耀西等一批共产党员分别打入驻陕西、甘肃、宁夏的苏雨生、谭世麟、王德修、陈珪璋等地方军阀队伍中。他们和驻扎当地的军阀部队官兵有着亲戚、朋友、同学、师生、同乡等千丝万缕的关系。如1930年春，刘志丹即借助与苏雨生部八旅旅长谷连舫的师生关系，顺利打入苏部，并担任十六团副团长。他把“带来的党员安排好之后，又回陕北去了”[②]。1930年底，刘志丹借助与刘宝堂的同乡及好友关系，通过陈珪璋搞外交的李清福等人周旋，打入陈珪璋部，和陈珪璋等十八人结拜为异姓兄弟。
驻陕甘国民党部队和地方军阀部队中工作的共产党员，根据陕西省委的指示，积极开展兵运工作，发展壮大党的力量，准备发动武装起义。他们利用合法军职，积极活动，在所在部队建立共产党的秘密组织,发展壮大革命力量，建立兄弟会、士兵委员会、读书会、研究会、反帝同盟会等士兵组织，加强党在士兵中的工作基础。领导士兵进行合法的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要求经济公开，改善士兵生活，按时发饷，反对打骂士兵，宣传红军民主生活，号召士兵团结起来，打死反动官长，投奔红军游击队，同时还采取与士兵交朋友的方式，把士兵吸引团结到共产党秘密组织周围，吸取进步士兵加入党的组织。同时，陕西省委还派出高维翰、李艮、谢子长、焦维炽等负责同志，以省委特派员身份，对驻防在甘肃陇南、陇东、兰州、靖远等地部队党的组织进行视察，并对党的组织进行整顿或改组，使其能够更好地适应组织和领导兵变的要求。
“甘省自民国十七年（1928年）后，连年荒旱，就没丰收过一季”[③]，然而国民党军阀为维持其反动的统治，大肆征兵，扩充势力，赋税徭役，铺天盖地，民众痛苦而无生路。军阀之间为争夺地盘，矛盾重重，士兵成为争权夺利的工具，被任意打骂甚至杀害，官兵之间关系紧张，士兵不满情绪十分严重。士兵不但要在军阀战争中充当炮灰，并且成年没有饷发，军队中的生活待遇异常恶劣。甘肃“广大士兵的生活恶劣到前所未闻不堪言状的地位，廿一年度只发过两次二元的维持费……长官没有任何设备与救济，士兵待遇是最不堪的，一天只是拼命的上操”。[④]陕甘灾荒、军阀混战，加剧了民众、士兵对现实生活状况的强烈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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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当兵变旧址
1932年4月2日凌晨，一声枪响划破长空，打破了暴风雨来临前的沉闷寂静。
在习仲勋的领导下，两当兵变率先发动。
随后，革命的枪声不断在陇原各地打响。
1932年4月13日，泾川凤翔路口兵变。
1932年5月5日，靖远两次起义。
1932年7月，巉口兵变。
1932年7月8日，西华池起义。
1932年9月，天水兵暴。
1932年10月，蒿店兵变。
1933年初，碧口兵暴（计划泄露未举行）。
1933年3月，榆中园子岔起义。
1933年4月，兰州水北门兵暴。
1934年10月，庆阳新堡起义。
靖远起义旧址——水泉堡子
短短三年时间，甘肃举行的有规模的武装起义就达11次，基本都是在党的领导下有组织有计划发动的。从陇南到陇东、陇中，从山地到高原，从乡镇到省会，革命烈火，熊熊燃烧。先烈用鲜血播下红色的火种。
历史经验 烛照前方
这十余次武装起义，除了西华池起义有红军作坚强后盾而获得成功，庆阳新堡起义队伍汇入红军主力外，其余起义后多则坚持数月，少则几天，都以失败而告终，教训也是深刻的。
“左”倾错误思想指导，实行“要兵不要官”的关门主义策略。土地革命战争初期，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在军事斗争的过程中,发生了一系列“左”倾错误，制定了全国武装暴动的盲动主义总策略。1932年1月9日，做出《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提出要夺取中心城市。甘肃的武装斗争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影响。起义大多发生在两当、靖远、天水、兰州、泾川等重要县城，不利于游击战争。起义前和起义过程的组织、部署不够缜密,在敌我力量对比悬殊，起义条件不够成熟的情况下过早发动士兵暴动，暴露党的实力。对起义发动之后的前途，思想准备不充分，存在“能拉出多少算多少”的拼命主义。靖远起义中，甘肃警备第3旅副旅长张东皎、军法处主任王儒林，认为敌我力量悬殊太大，起义条件不成熟，不主张立即起义，但被扣上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受到撤销党内职务的处分，结果起义后不到6天就失败了。此外，由于当时临时中央推行“左”倾路线，特别是1930年9月中共六届三中全会提出实行“下层群众的统一战线”的策略，把统一战线的建立限定在下层群众范围内，在兵运工作中提出“要兵不要官”的口号，不区分情况，对国民党军官一概打击排斥，从而排斥了许多可以争取和团结的力量。
党组织的思想政治工作薄弱，没有形成坚强的领导核心。在官长路线之下，党的领导与工作远远落在广大士兵的积极性与革命化发展的后面。“在补充二团三营士兵哗变中，同样的我们没有在政治上夺取更广大的甚至全部的士兵在我们领导之下。我们事前是没有充分鼓励与准备工作。”[⑤]从实际情况来看，兵变部队毕竟是一支刚从敌军中哗变出来的部队，其中的大多数士兵对于革命并没有清楚的认识，更谈不上坚定的革命理想信念。士兵只知要变，对于“为什么要变？变后干什么”，缺乏清楚的思想认识。“我们的宣传鼓动在士兵中间进行得非常不够”，“我们的兵变路线还完全是脱离群众立三路线的阴谋（如警三旅王子元部的兵变[⑥]，邓宝珊军士队的兵变等）。我们党还没有了解兵变的意义与兵变后游击战争的任务与路线，几次的兵变出来，不进行群众工作与它的政治任务，而是······完全实行山上的乱窜。”[⑦]
以兵运工作为主开展武装斗争，没有发动群众，工农武装割据的局面难以形成。在国民党封建军阀、地主豪绅的统治和压迫下，陕甘边地区苛捐杂税多如牛毛，地主豪绅高利盘剥，广大贫苦农民挣扎在死亡线上，有着强烈的革命愿望，这为“兵运”工作奠定了良好的群众基础。这一时期的武装起义，起义的领导者虽有很高的革命热情，但党还处于幼年时期，缺乏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对武装斗争的长期性和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性认识不足，革命力量较为薄弱，还没有一支相当力量的正式红军存在，缺乏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的经验。“我们同志更要明白认识过去甘肃几次兵变的失败，完全是因为没有得到群众的拥护与帮助，没有和群众斗争配合起来。我们必须用最大力量到农村中去发动农民，一切分粮分土地斗争，组织与武装广大的农民群众，在农民群众斗争中，建立地方党部与工作。”[⑧]
1932年8月，刘志丹在总结了兵运工作的经验后指出：“几年来，陕甘地区先后举行过大大小小70多次兵变，都失败了，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军事运动没有同农民运动结合起来，没有建立革命根据地，如果我们像毛泽东同志那样，以井冈山为依托，搞武装割据，建立革命根据地，逐步扩大游击区。即使严重局面到来，我们也有站脚的地方和回旋的余地，现在最根本的一条是要有根据地。”[⑨]此后，以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为代表的陕甘边领导人自觉接受毛泽东提出的农村包围城市的武装斗争思想，深刻认识到建立革命武装和根据地的重要性，揭开了陕甘边革命斗争史上新的一页。
光辉业绩 彪炳史册
在甘肃境内发动的武装起义虽然大都失败了，但其积极意义是应当肯定的。甘肃的武装起义是以实际行动对中央八七会议确定的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方针的贯彻和执行，是创建红军和根据地过程中的重要探索，在甘肃乃至整个西北革命斗争史上都占有重要的地位。
打击了国民党在甘肃地区的统治，促进了甘肃武装斗争的开展。一系列武装起义的爆发，一扫大革命失败后甘肃白色恐怖的沉寂局面，点燃了陇原的星星之火，吹响了开展武装斗争的号角。范围广泛，震动很大，影响深远。起义多发生在国民党统治严密的地区，广大指战员英勇作战，歼灭了不少前来“围剿”的敌人，极大地震慑了国民党在甘势力，引起了敌人的恐慌。同时，起义分化了敌人，加剧了国民党阵营中的矛盾和斗争，打击了国民党在甘肃的统治，发展了甘肃的革命形势，对于瓦解敌军力量，起到了积极作用。
扩大了党的影响，鼓舞了人民群众的革命热情。陕甘交界地带，地广人稀，历史上受革命影响较少。老百姓倍受封建地主剥削和民团匪患骚扰，广大贫苦农民挣扎在死亡线上。在极度闭塞的环境中，对于红色革命的思想，有的还不理解，有的尚未完全接受。大革命时期党在甘肃虽然建立了组织，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由于时间短促，又局限于兰州、平凉等城市中，就整体来看，党的影响还十分薄弱。这些起义的爆发，时间集中，前赴后继，通过“打倒土豪劣绅”“反对要粮要款”“扶助工农大众”的宣传，尤其是在敌人统治力量雄厚的省会兰州发动起义，影响很大。点燃了农民革命的热情，提高了人民群众对共产党的认识，使广大人民群众接受了革命进步思想和主张，实现了由被动剥削、等待观望到积极参加革命的思想转变，扩大了党的影响，在民众心中点起了一盏盏明灯，为处在黑暗摸索中的革命人士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积累了斗争经验，培养和锻炼了一大批军事干部。党在陕甘地区一系列武装起义的发动，通过艰苦斗争的锻炼，使一大批党的政治、军事干部在革命实践中逐渐成熟，取得了武装斗争的经验和教训，许多人后来成为西北游击队和红军的骨干。如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王儒林、孙作宾、贺晋年等，一大批党的政治、军事干部成长起来，他们在恶劣的环境中不为困难所吓倒，能够跌倒了爬起来，总结经验继续干，经受住了重重考验和战争洗礼，在后来的武装斗争中进一步发展了党的力量，壮大了党的组织，最终实现其理想和追求，为红26军、红27军和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以及以后的革命战争与人民军队建设做出了杰出贡献。
支持了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为南梁精神的形成奠定了深厚基础。这一时期，正是陕甘红军和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创建和发展时期，起义的爆发是对陕甘边军事斗争的有力声援。特别是由谢子长、高鹏飞、杨林领导的陇东国民党新编第11旅的兵运工作成效最大，由于准备充分，并有刘志丹领导的红军陕甘游击队的配合，于1932 年7月发动西华池兵变取得成功，参加兵变的国民党军队两个连170 余人后参加了红军游击队，为西北地区的武装斗争做出了贡献。在艰苦的革命斗争中，有许多优秀的共产党员坚定信念，不怕牺牲，英勇斗争，“为国家图存敢舍生，为民众幸福而忘死”，为以“面向群众、坚守信念、顾全大局、求实开拓”为主要内涵的南梁精神的形成奠定了深厚的实践基础。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在甘肃领导的兵运工作及武装起义，在甘肃的革命斗争史上留下了可歌可泣的一页，也是党创建陕甘红军和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伟大斗争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革命先辈们崇高的革命精神和光辉业绩，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将永载史册。
(执笔：省委党史研究室一处处长孙瑛、一处主任科员戴引兄)
[①]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2016年版，第104页。
[②]张秀山：《我的八十五年――从西北到东北》，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14页。
[③] 《陇西仪三的西行杂记》，焦维炽同志给陕西省委的报告，载中共甘肃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编《甘肃党史资料》（第三辑），甘肃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5页。
[④]中共陕西省委关于组织革命兵变开展甘肃陇东游击战争的决议(1932年10月25日），载中共甘肃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编《甘肃党史资料》（第三辑），甘肃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4页。
[⑤]《陕西省委关于组织革命兵变开展甘肃陇东游击战争的决议》，载中共甘肃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编《甘肃党史资料》（第三辑），甘肃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6页。
[⑥] 靖远兵变。
[⑦]《陕西省委关于组织革命兵变开展甘肃陇东游击战争的决议》，载中共甘肃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编《甘肃党史资料》（第三辑），甘肃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7页。
[⑧] 《甘肃党史资料》（第三辑），中共甘肃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编，甘肃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0页。
[⑨]习仲勋：《群众领袖 民族英雄》，《人民日报》，1979年10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