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
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是中国共产党在西北地区建立最早的正式的工农民主政府，它是陕甘边共产党人紧密联系西北地区革命斗争实际，将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与西北革命实践有机结合的产物，是毛泽东红色政权理论在西北地区的成功实践，其诸多创新性经验做法，为红色政权理论的补充完善作出了重要贡献。
红色政权理论的提出和对中国革命的重大意义
红色政权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典范，是毛泽东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1928年10月4日至6日召开的湘赣边界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毛泽东为大会写的决议案第一部分《政治问题和边界党的任务》，对红色政权相关理论进行了系统阐述。后来，该文以《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为题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
在该文中，毛泽东精辟分析了中国红色政权能够存在和发展的原因和条件：一是白色政权间长期的分裂和战争；二是工农兵士群众动员起来；三是国内买办豪绅阶级和国际资产阶级的继续分裂和战争；四是相当力量的正式红军的存在；五是共产党组织的有力量和它的政策不错误。经过长期的革命实践检验，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等论著中，进一步对这一理论进行了阐发和总结。
红色政权理论科学论证了红军和红色政权在中国存在和发展的基本条件，明确了在反动统治薄弱的农村积聚力量、实行工农武装割据、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取得全国政权的正确道路，是毛泽东思想开始形成的重要标志，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里程碑，为中国革命运动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在这一理论的指导下，全国多个红色政权相继建立，点燃了中国革命的星星之火。
红色政权理论对建立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的指导作用
陕甘边共产党人以红色政权理论为指导，紧密联系西北地区革命斗争实际，建立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实现了工农武装割据的革命目标，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成功典范。
在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地方建立红色政权。红色政权理论指出，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区域，为红色政权的建立提供了可能。陕甘边区地处陕甘两省交界处，地形复杂，回旋余地大，便于红军开展游击活动。当时，陕甘边区盘踞着多派军阀势力，谭世麟的陇东民团军盘踞庆阳，杨子恒驻扎平凉，井岳秀控制延安，张廷芝部驻扎靖边。这些军阀分属不同派系，彼此之间矛盾重重，导致该地区统治力量分散薄弱，为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的建立提供了可能。
在群众基础深厚的地方建立红色政权。红色政权理论强调，红色政权的产生和长期存在，离不开群众革命斗争的深厚积淀。陕甘边区广大农民长期遭受封建地主阶级和军阀势力的剥削压迫，具有强烈的土地诉求和革命愿望。经过大革命时期的反帝反军阀斗争、国共合作破裂后的武装起义和农民围攻县城等革命斗争的洗礼，中国共产党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深入人心，群众的阶级觉悟和斗争意识显著提升，为陕甘边区革命斗争奠定了深厚的群众基础。
坚持发展壮大红军武装力量。红色政权理论明确，相当力量的正式红军的存在，是红色政权存在的必要条件。经过长期艰苦的兵运工作，1930年10月，刘志丹在合水县太白镇成功发动太白起义，后建立南梁游击队，开始了陕甘边共产党人建立自己的武装力量的艰辛历程。1932年12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正式成立，标志着陕甘地区有了军一级正式番号的红军队伍。至1935年初，红二十六军已下辖5个建制团，兵力近3000人，同时发展了大量游击队和赤卫军。军事力量的发展壮大，为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的建立和发展提供了坚强支撑。
抵制党内错误路线，坚持党的正确领导。红色政权长期存在并发展的重要条件之一就是坚持党的正确领导。当时，以杜衡为代表的“左”倾错误路线执行者严重脱离革命实际，使陕甘红军几遭严重损失，寺村塬游击根据地和照金革命根据地先后丧失。危急关头，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先后主持召开陈家坡会议和包家寨会议，消除了“左”倾错误的干扰，使陕甘边区的革命斗争在实事求是方针的指引下进入了大发展时期。实践表明，陕甘边区红色政权得以建立并发展壮大，核心在于能够纠正党内错误路线，坚持工农武装割据的正确革命道路。
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的实践充实完善了红色政权理论
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在创建和发展过程中探索出一些独特的成功经验，进一步充实完善了红色政权理论。
“狡兔三窟”模式。寺村塬游击根据地和照金革命根据地的相继失陷，使刘志丹、习仲勋等人认识到，“红军一个根据地就吃不开，要经常调个窝，调换着住，这样才能存在。”1933年11月召开的包家寨会议上，刘志丹提出了“狡兔三窟”的战略战术，决定建立以陕北安定、关中照金、陇东南梁为中心的三路游击区。三个游击区相互配合，多点策应，成功构建了陕甘边区“一个中心，南北两翼”的多区域战略布局，这是对“工农武装割据”思想的灵活运用和重大发展。毛泽东称赞说：“用‘狡兔三窟’的办法建立根据地，一时在此一时在彼，是非常有用的，很高明。”全民族抗日战争时期，多个根据地相互配合、相互策应的方法也推广到整个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实践中。
创造性开展统战工作。陕甘边共产党人和苏维埃政府坚持对不同对象使用不同方式，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如引导哥老会成员参加革命、改造农民自发的武装力量、争取土匪武装等。对极端反动的民团势力和民愤特别大的土匪武装等，则顺应民意，予以彻底消灭，由此赢得了老百姓的热烈拥护。中共中央充分肯定了陕甘边区的统战工作经验，特别是对独树一帜的哥老会工作给予了高度表扬，并进一步发挥了这一组织在动员民众参加抗日活动中的作用。毛泽东曾称赞：“如谢子长、刘志丹等诸同志，他们不独是红军的领袖，并且是哥老会中的模范，这种革命的精神，光荣的事绩，现在更应大大的发挥起来，为了救中国、救自己而奋斗。”
“十大政策”的实践创新。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根据实际情况，有针对性地制定了土地、军事、教育、廉政等领域的“十大政策”。这些政策的成功实践为党在陕甘宁边区执政提供了经验借鉴。如土地政策中，给地主富农自食其力的机会，在苏区中心区域分配土地，土地和青苗一起分，参加红军的家庭优先分好地等成功经验，为以后党的土地政策提供了有益借鉴；财政粮食政策中，鼓励农民发展农业生产和牧业生产，设立集市、发行苏币、促进商品贸易发展等一系列措施办法，为后来党领导抗日根据地的经济建设提供了宝贵经验。
民主建政执政。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坚持民主建政执政，首先表现为民主选举。1934年11月，陕甘边区工农兵代表大会召开，出席会议的100多名代表均从陕甘边区贫苦农民、工人、游击队、赤卫队和红二十六军中民主选举产生。大会采取无记名投票方式，民主选举产生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领导成员，其中，南梁山区的贫苦农民占政府组成人员的半数。这就是共产党领导下，由群众代表自己选举产生的民主政权。此外，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还切实加强领导班子建设，严格实行民主集中制的集体领导制度。这些做法为全民族抗日战争时期的边区参议会提供了借鉴。
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的建立与发展，印证了红色政权理论对革命根据地政权的建立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极大推动了土地革命的胜利发展。同时，各革命根据地政权的建立发展，又提供了丰富的实践素材，使红色政权理论不断得以充实完善，成为更加系统、科学的革命指导思想，为中国革命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执笔：鲁 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