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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玉婷:南梁精神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研究

2021-09-24    作者:​贾玉婷    来源:《甘肃党史》    点击:

20世纪30年代,以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为代表的陕甘共产党人在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实践中,用热血和生命铸就了以“面向群众、坚守信念、顾全大局、求实开拓”为主要内涵的南梁精神。南梁精神是根植于特定的历史时空和文化背景下的产物,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存在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南梁精神中折射出的陕甘共产党人的精神品质,不但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延续与升华,更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分析南梁精神所蕴含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底蕴,厘清其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对于提升中国文化的软实力,从新的维度弘扬南梁精神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面向群众”传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以民为本、一心为民”的精神理念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别具特色的人本主义思想。在我国古书中最早明确提出“以人为本”的是春秋时期齐国名相管仲。《管子》中提到:“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理则国固,本乱则国危。”意为霸王的事业就是以民为本的,唯有顺民心,才有国家强盛。孟子坚持“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老子说:“无常心,以百姓之心为心”,韩非认为:“利之所在民归之”等。到宋元明清时,民本思想得到进一步强化,朱熹认为“天下之务莫大于恤民。”从中国古代“民为邦本”“民为贵”“民者,君之本也”到唐太宗李世民倡导的“民可以载舟,亦可以覆舟”再到近代王韬的“天下何以治?得民心而已”等等的阐释,我们不难发现这些思想观点都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人民群众是一个国家的根本,唯有得民心方可得天下。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民本”思想也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理念的重要来源。南梁时期“面向群众”的精神内涵,就是对中华传统文化中“民本思想”合理内核的继承,又是对这一思想的高度升华。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者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都是面向群众的光辉典范。毛泽东为刘志丹题词“群众领袖,民族英雄”,为谢子长题词“民族英雄,虽死犹生”,称赞习仲勋是“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刘志丹说,“我相信,只要红军和老百姓一条心,再强大的敌人也不会吃掉我们,他们来多少我们就消灭多少。”谢子长经常对大家讲:“我们是老百姓的儿子,如果打骂老百姓,就是败家子、丧家犬,我们就要失败。”作为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习仲勋有空就帮群众种地、推碾子,战时带头抬担架,用给自己配备的马匹运送伤员、驮行李。习仲勋后来也曾说过:“我们和群众休戚相关,生死相依,由于血肉相连,受到广大农民的拥护。”

“真是一张活地图”不仅仅是陕北民歌的唱词,还是陕甘边区人民对刘志丹深入群众、了解群众、关心群众的赞誉,更是陕甘共产党人面向群众,深入群众开展调查研究,了解社情民意的缩影。刘志丹每到一地宿营,总要找当地群众谈话,询问周围敌情,了解当地的社会情况和群众要求,哪一塬、哪一村人家多少、窑多少、锅多少,一清二楚。当地居民惊呼:“老刘咋比咱还知根底呢?”为了粉碎国民党军对根据地的经济封锁,发展根据地经济,习仲勋坚持深入广大农民群众之中,进行社会调查,听取老百姓各种意见反映,从而为制定商业、金融、贸易、财政、粮食等方面的法令和政策提供依据。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陕甘共产党人的人民情怀和为民精神似春雨般润化在言行举止中,也深深地刻印在群众的心坎上,为人久久铭记。正因为陕甘共产党人密切联系群众,始终坚持人民立场、人民至上,所以得到了群众的信任、拥护和爱戴。在南梁平定川有个老杨村,那里只有几户人家,基本都是贫苦农民。一位老婆婆和她的儿媳妇为了招待刘志丹,瞒着他连夜摸黑上山拔回了尚未成熟的荞麦,揉下麦粒,用锅炒干后拿擀面杖碾碎,再用细箩箩过,为刘志丹做了一顿他最爱吃的荞麦面条。当刘志丹得知真相后连忙向她们表示歉意,但那位朴实的老妈妈却真诚地对刘志丹说:“只要闹红成了事,把心摘下来也舍得。”

二、“坚定信念”彰显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家国情怀

千百年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家国情怀激励着千千万万的中华儿女为了国家、民族大义前赴后继、视死如归。这种情怀最早可以追溯到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的传说。孔子曾曰:“苟利国家,不求富贵”。春秋时著名宰相郑国大夫子产,改革军赋制度,引发民众不满,他坦然言之:“苟利社稷,死生以之。”林则徐在这句话的基础上,写下了“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趋避之”的名句。关注国家大事,担心国家安危,是中国普通老百姓和知识分子共同的精神追求及行为实践。南北朝时期花木兰女扮男装,替父从军,像男子一样驰骋疆场,英勇杀敌,报效国家;明末清初思想家顾炎武的名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更是成为中华儿女为国家、为民族积极作为的至理名言。以谭嗣同为代表的戊戌六君子更是为了国家富强、民族振兴,慷慨就义也在所不辞。

中国共产党继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并对其进行了实践和升华。在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面对国民党当局的疯狂镇压,陕甘共产党人凭着革命理想高于天的坚定信念,敢于担当,敢于亮剑,为了胜利赴汤蹈火、粉身碎骨在所不惜,彰显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爱国情怀。

以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为代表的陕甘共产党人和广大革命志士,无不是怀揣实现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走上革命道路的。他们从走上革命道路的那一天,就立誓要“为自己的信仰奋斗到底”,至死不变。刘志丹曾坚定地表示:“入党就是要为自己的信仰奋斗到底。作为一个人来说,奋斗到底,就是奋斗到死。”谢子长曾在入党宣誓中说:“我把一切交给党了,我要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习仲勋在给小学同学胡希仲的信中写道:“革命不免有牺牲,为理想而战,死而后已”。

“革命最后总会胜利的”,这是陕甘共产党人面对挫折、消沉时对革命事业的美好憧憬,更体现了陕甘共产党人坚定的理想信念。两当兵变失败后,刘志丹对习仲勋说:“干革命还能怕失败!失败了再干嘛。失败是成功之母。”寺村塬根据地丢失后,陕甘游击队失去依托退入密林,谢子长带领30多名干部、伤员在豹子川、平定川一带活动,大家缺吃少穿,异常困难。谢子长指着山林乐观地说:“你们看,这山春天绿,秋天黄,现在叶子落得光光的。有兴旺的季节,也有枯黄的日子,我们革命也一样,有胜利,也有失败。现在树叶落了,明年春天又会长出来。现在我们遇到了挫折,只要我们不悲观,不怕失败,最后总会胜利的。”

在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创建过程中,一批批陕甘共产党人、红军战士、革命群众用生命和鲜血谱写了一曲曲英雄凯歌,彰显了革命英烈们坚守信念的牺牲精神。刘志丹得知军阀谭世麟杀害了他的同族弟弟和妹夫,烧了他家的房,挖了他家的祖坟、焚骨扬灰的时候,强压悲愤说:“我们要革命,就难免受迫害、株连家庭亲属,虽然痛苦,也在意料之中的。”谢子长一家先后有17人投身于革命,9人为革命献出了生命,但他坚定地说:“共产党是杀不完的!”习仲勋后来回忆说:“那时没有最大的牺牲决心,是不能够在国民党军队中做兵运工作的,因为我还没有忘记,自己是被以共产党嫌疑捕押过的人,这样的人到国民党的军队里干事,对敌人说来是多么危险,多么引人注目。一经被查获,就是处死。”1934年5月,在华池南梁阎家洼子,为保住游击队活动方向的秘密和红军埋藏的枪支弹药,42名苏维埃干部和群众被国民党反动派残酷杀害。他们这种宁可被杀头、也不出卖革命的牺牲精神和悲壮事迹,气壮山河、可歌可泣。

三、“顾全大局”传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团结协作、大局为重”的精神理念

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虽然未见“团结协作、大局为重”的直接表达,但其精神实质已然蕴含在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基本经典中。孟子曰:“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三国时期孙权曾讲:“能用众力,则无敌于天下矣;能用众智,则无畏于圣人矣。”宋朝欧阳修在《朋党论》中引了《书经·尚书》中的一段话:“纣有臣亿万,亿万其心;周有臣三千,唯一心”。所以,武王打败了纣王,周灭了商。从《吕氏春秋》中“万人操弓,共射一招,招无不中”、《孙子兵法》中“上下同欲者胜”到《易经》中“二人同心,其力断金”,

无不说明团结协作、大局为重的重要性。

在开创和建设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实践中,刘志丹、习仲勋等陕甘共产党人忍辱负重、顾全大局、团结协作、服从大局的事例举不胜举,很好地传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团结协作、大局为重”的精神理念。

    “党的利益在第一位”,不仅是1943年1月毛泽东写给习仲勋的题词,更是陕甘共产党人奉行的人生信条。1932年6月,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根据陕西省委指示,东进韩城行动失利,惨重损失,在讨论下一步行动方向时,党和红军领导层出现分歧,有的主张南下,有的主张北上。陕西省委派到陕甘游击队的政治委员李杰夫提出:愿南下者跟我们走,愿北上者跟刘志丹走。刘志丹等以党的利益为重,从大局出发,坚决反对红军“分家”,反对红军分散行动,坚决同有损党的事业的行为作斗争,最终决定就地开展游击活动,伺机向南北发展,从而坚持了团结,对陕甘游击队的巩固和发展具有重大意义。1933年8月14日召开的陈家坡会议是陕甘共产党人顾全大局的典型事例。会上,习仲勋等陕甘共产党人以坚定的政治立场和坚强的革命意志,将党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正确引领会议方向,主导会议做出正确决策,否定了红军分散行动的意见,保证了党对陕甘边区革命事业的统一领导,对于巩固和扩大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在陕甘边艰苦而又复杂的革命斗争中,面对降职撤职和职责排挤,陕甘共产党人不计个人得失,不谋私利,识大体顾大局,站在全局看问题,使陕甘边党和红军克服了一个又一个困难,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最终使得陕甘星火呈现欣欣向荣的燎原之势。1932年12月,红二团成立后刘志丹被降职使用,担任政治处处长职务。他自觉服从革命大局需要,毫不计较职务高低,积极协助团长王世泰开展工作,还多次向部队强调,“革命利益高于一切,要识大体顾大局,要绝对服从中央领导,听从中央调遣。”1934年7月,阎洼子会议上,刘志丹、习仲勋、张秀山、张策等陕甘边红军和特委的领导同志虽然受到了犯有“右倾机会主义”“逃跑主义”“梢山主义”“枪杆子万能”“浓厚的土匪色彩”等错误的无端指责,但他们没有任何不满情绪,仍以革命事业的大局为重,集中精力讨论和探索配合陕北游击队粉碎国民党军事“围剿”的方案,并派主力红军第三团北上,协助陕北游击队粉碎敌人对陕北根据地的“围剿”,还在自身给养十分困难的情况下,给陕北游击队提供100支步枪及弹药和数百银元的经费支援。

在1935年秋发生的“肃反”中,刘志丹、习仲勋等陕甘共产党人不计个人得失,始终对党忠心耿耿、无怨无悔,体现了顾全大局的精神。当时,推行“左”倾路线的人把刘志丹骗到瓦窑堡后加以逮捕。在此之前,刘志丹在路上碰到传送命令的通讯员,看到逮捕命令后,完全有机会脱险,但他在明知自己将会被捕的情况下,为了维护党和红军的团结统一,为了保护更多的同志,不顾个人安危,毅然赶往西北代表团驻地——瓦窑堡说明情况。习仲勋被关押期间,有人暗示可以帮助他逃跑,习仲勋只回答了四个字:“为党尽忠”。“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正是陕甘共产党人大局意识、担当精神的写照。

四、“求实开拓”传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求真务实、开拓创新”的精神理念

中国古代哲学思想提倡求真务实、知行合体。孔子曰:“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指做学问态度要端正,也指做人要诚实。朱熹强调“知”与“行”相互依赖,相互促进,曰:“知行常相须,如目无足不行,足无目不见”。汉代思想家王充在《论衡》中说过:“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这两句诗寓意深刻,是否漏雨,在屋宇下的人最清楚;政策得失,老百姓的评说很重要。中华民族在很久以前就形成了主张创新、与时俱进的思想,《周易》中《大畜》讲到:“刚健笃实,辉光日新”;《杂卦》明确地说:“《革》,去故也,《鼎》,取新也。”革故鼎新即出于此。孔子在《易经·系辞》中讲:“富有之谓之大业,日新之谓之盛德。”就是说,要是人民富起来,这才叫伟大的事业;要能每天创新,这才叫做隆盛的德行。这些求新求变的思想也构成了中华传统文化精神,成为中华民族发展的内生动力。

在陕甘边革命斗争和根据地创建过程中,以刘志丹、习仲勋等为代表的陕甘共产党人坚持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的精神,尤其是在与党中央中断联系的情况下,不盲目依靠上级指示和抽象教条,善于把党的正确路线方针同陕甘的实际结合起来,正确地估量敌情我情,按照客观情况决定政策,独立地处理重大问题,传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求真务实、开拓创新”的精神理念。

他们独辟蹊径,开拓创新,创造性提出“借水养鱼”“三色革命”的建军理论,创造性提出“东方不亮西方亮”“狡兔三窟”的根据地建设思想,创造性开展“又斗争又联合”的统一战线工作,闯出了一条具有陕甘特色的革命道路,创建了“硕果仅存”的陕甘革命根据地,创建了西北第一个苏维埃政权——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开创了独具特色的“陕甘模式”,为探索中国革命正确道路作出了重大贡献。

以陕甘边区的土地革命为例,不论是其制定的土地分配政策,还是以点带面的整体工作思路,以及针对新情况、新问题制定的补充规定等,无不体现了陕甘共产党人理论联系实际,善于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求实开拓精神。正是靠着这种精神,陕甘边的土地革命经历了从寺村塬、渭北到照金的初步探索、纠正偏差等曲折历程之后,最终在南梁时期一步步走向了成功。与其他根据地相比,南梁时期的土地政策,既体现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我们党关于土地问题的基本精神,又充分考虑了该地区自然地理环境、人文等因素。

南梁精神虽然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产物,但其精神实质蕴含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中,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一脉相承、息息相关。南梁精神蕴含的宝贵思想、深刻内涵和价值指向,是我们把党和人民的伟大事业不断推向前进的重要精神支柱和力量源泉。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弘扬南梁精神,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责无旁贷、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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