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继华 张佰粉：论南梁精神对伟大建党精神的赓续
2021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指出：“一百年前，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们创建了中国共产党，形成了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伟大建党精神，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我们延续党的光荣传统、传承党的红色血脉，必须以学习伟大建党精神为行动之始，把握中国共产党百年精神谱系的基因密码。南梁精神作为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陕甘边共产党人继承发扬伟大建党精神的成果。目前学界关于伟大建党精神的研究取得了一定进展，但在探究南梁精神与伟大建党精神之间的关系上尚无公开发表的成果。据此，本文试从精神内涵着手，以一脉相承却又跨越时空的两种精神为重点，探究二者的内在联系并领悟其内涵精髓，为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提供理论支撑。
一、坚定理想信念，筑牢革命信仰
理想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之钙，信念是思想之基。所谓坚定理想信念，就是拥有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和革命必胜的坚定信念，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思想品质和强大思想优势的体现。“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叫共产党，就是因为从成立之日起我们党就把共产主义确立为远大理想。我们党之所以能够经受一次次挫折而又一次次奋起，归根到底是因为我们党有远大理想和崇高追求。” 创建于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便是中国共产党人坚定理想信念结出的硕果，孕育出了内涵丰富的南梁精神。土地革命战争初期，中国共产党尚且年幼、对敌斗争经验不足、能够直接领导的武装力量较为薄弱，且大多集中在经济较为发达的南方地区。相比之下，在自然条件较差、经济较为落后的西北地区开展革命斗争，不仅进展缓慢，而且困难重重。土地革命战争中期，在国民党及地方割据势力发起的多次大规模“围剿”下，南方革命斗争屡遭失利，红军被迫撤离中央苏区、实行战略转移。照金革命根据地失守后，刘志丹、谢子长等一批早期无产阶级革命者们认识到，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只有远离中心城市，才能保存和发展革命力量。而南梁地处陕甘两省交界，交通闭塞，敌人统治力量薄弱，同时当地百姓深受封建军阀剥削残害，具有强烈的反抗精神和革命需求，这为南梁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奠定了基础。
1933年6月，中共陕西省委书记杜衡执行“左”倾路线，执意命令红二十六军南下渭华，使部队遭受敌人围追堵截，无奈兵败终南山。据阎红彦回忆，此次部队被打散后，回到根据地的只有刘志丹、王世泰等十余人，其他四散在外的队员只好边打游击边寻找组织，常常缺衣少食、饥寒交迫。然而即使处在这样艰难的环境之中，战士们的革命信心也毫不动摇。谢子长时常鼓励大家：“我们革命者，就应该不怕困难和失败，像松树那样，在艰苦中锻炼成长。”“只要我们不悲观，不怕失败，最后总会胜利的。”凭借着这股信念，刘志丹、王泰吉率部奔袭甘肃合水、庆阳，接连取得几场战斗的胜利，军心大振、名动陕甘。作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人之一，刘志丹也将他的一生奉献给了党，奉献给了西北大地的革命事业。他曾在入党誓词中这样写道：“入党就是要为自己的信仰奋斗到底。作为一个人来说，奋斗到底，就是奋斗到死。”直到1936年，这位革命先驱在东征前线的战场上英勇就义。以“坚守信念”为核心的南梁精神，是陕甘边区共产党人思想品质的凝练，也是中国共产党人优秀品质的体现，与“坚守理想”的伟大建党精神一脉相承。
二、坚守初心使命，凝聚革命力量
人民是创造历史、变革时代的奠基人和接续者。践行人民初心、担当民族使命，即践行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初心、担当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使命，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立场和强大政治优势的体现。“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步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难。从那时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团结带领各族人民经历了大革命的阵痛，进行了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洗礼，终于迎来了中国人民站起来的一天，“深刻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1934年，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实施了著名的“十大政策”，内容涉及政权、军事、土地、财政和粮食等与人民群众切身利益息息相关的各个方面。经过实事求是地调查分析、多管齐下地开展工作，大力发展了陕甘边区的政治经济，最终形成了“以南梁为中心，周围东、西、南三个比较稳定、相互支持的战略区，为西北革命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局面。” 之所以能取得这样的成果，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人民群众中蕴含着巨大的智慧和力量。刘志丹说过：“革命是千百万民众的事业。只有组织群众、动员群众、领导群众，争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才能保证革命的胜利。”
在群众工作方面，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更是成效显著。在给群众分摊土地后，刘志丹等人亲自带领部队镇压土豪劣绅、消灭惯匪军阀，废除一切债务高利贷和各种苛捐杂税，保护了农民的基本权益，调动了广大群众参与革命的积极性。针对当时边区经济落后的状况，边区党组织积极吸收雇农、贫农入党，发展群众组织，推行分青苗、分牛羊、搞生产、开集市、办学校等活动，这些举措减轻了群众负担，也促进了边区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的发展。同时，刘志丹还十分重视部队纪律，规定红军绝不能抢掠老百姓的财物、不白拿群众一针一线；如果用了老百姓的东西，则必须付钱，哪怕群众不在家，也要把钱放在显眼看得见的地方；如果东西有损坏，则要照价赔偿。长此以往，红军在老百姓心中的威望日渐提高，只要听说红军来了，群众都非常高兴，争着抢着为红军提供食宿，还有人到处打听哪位是刘志丹，热切盼望能够与其见上一面，群众中甚至传唱着“天旱望雨水，人穷望志丹”的歌谣。作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主要创建人之一的谢子长和习仲勋同样在群众中有着很高的威望。谢子长将自己看作是“老百姓的儿子”，他常说：“我们共产党领导的部队，时刻不要忘了老百姓，不论走到哪里，都要爱护他们，给他们办好事。这就是我们革命的目的。这样老百姓也才会支持我们。” 他牺牲后，毛泽东曾三次题词，称其为“民族英雄”。习仲勋是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的“娃娃主席”。陕甘边区的共产党人始终将群众放在第一位，有了群众的支持，革命就有了源源不断的后备力量。以“面向群众”为根基的南梁精神，是陕甘边区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初心所在，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奋勇前进的力量源泉，是一以贯之的革命立场，与“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负人民”的伟大建党精神一脉相承。
三、秉承忠诚品质，顾全革命大局
心中有党、对党忠诚，就要坚持党的原则、顾全党的事业、服从党的命令，这是中国共产党的党性修养和强大道德优势的体现。大革命失败后，全国笼罩在白色恐怖的阴霾之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一度陷入低潮，第五次反“围剿”的失利更是导致南方根据地大部丧失，这时中国西北大地上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存在显得尤为重要。“陕甘革命根据地介于土地革命战争与抗日战争的交汇期，处在党中央北上和奔赴抗日前线的交织点，成为中国革命从低谷走向高潮的战略要地。”这一根据地的存在，为党、红军和中国革命带来了新的希望，成为党中央和各路红军战略转移的落脚点、八路军北上抗日的出发点，是当时唯一留存下来的完整红色根据地。在建设根据地的过程中，陕甘革命领袖顾全大局的意识和忠诚于党的品质表现得格外突出，凸显了根据地的重要战略地位，并以鲜明特质形成了南梁精神。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初，南梁地区的农民群众深受官府和地主的剥削压迫，生活困苦，因此反抗精神强烈。1929年始，在党的领导下，刘志丹等曾在这一带组织过多次革命活动。西北反帝同盟军成立后，部队发生了影响恶劣的“三嘉塬缴枪事件”，给陕甘边革命武装造成严重损失。为了挽救这次危机，刘志丹等坚持以大局为重，在中共陕西省委的领导下将部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并亲自担任副总指挥。1986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发文称赞，“这支队伍中许多同志为西北革命和红军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刘志丹同志是其中的杰出代表。”1935年9月，陕甘革命根据地引发了“左”倾肃反事件，逮捕了刘志丹等人，引起了战士们的不满。这一事件发生后，最紧要的就是稳住大局不能乱。刘志丹为守护革命成果、维护党和红军队伍的团结，坚持从大局出发，只身前往瓦窑堡说明情况，同时耐心劝导士兵一切服从党的决定。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值得被人们选择，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到达陕甘后，立即派人制止了这场错误的肃反运动，保全了一批党的忠诚干部，也保住了中国革命的大后方。这为后来红军东征、西征、迎接三大主力红军会师西北奠定了基础。为了进一步加强党对红军的领导，刘志丹等人经“肃反”释放后就积极投身革命工作，在部队广泛开展思想教育和纪律教育，抵制错误思想，领导陕甘红军共同御敌，进一步壮大了中国革命的力量。以“顾全大局”为特质的南梁精神，是动荡年代陕甘边共产党人给予党的最高敬意，是中国共产党人深入骨血的道德品质，在陕甘这片贫瘠的土地上弥足珍贵，是对“对党忠诚”的伟大建党精神的传承和发展。
四、坚持拼搏创新，推动革命发展
拼搏是一个民族自立自强的品格，创新是永葆青春活力的密码。坚持求实开拓、勇于拼搏，即结合实际创新方式方法、为目标坚持奋斗不怕牺牲，是中国共产党的实践品格和强大实践优势的体现。二十世纪一、二十年代，李大钊、陈独秀等早期具有进步思想的青年从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国五四运动中受到启发：要求得生存必须有适合本国国情的道路、必须要以坚决的斗争手段即革命创造一个新世界。通过实践检验，具有科学性和先进性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地上广泛传播，中国共产党的周围紧紧团结了一批有志青年，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挽救了中国革命。在陕甘边这块热土上，中国共产党人立足实际、团结力量、创新方法，继续推动革命不断发展。这些都是中国人民坚持坚持真理、求实开拓、不懈拼搏的成果，是亿万同胞抛洒热血的不朽印记。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中国共产党历经百年，从革命、建设到改革的道路是无数革命共产党人用生命和鲜血铸就的，每块革命根据地的开辟、每场战役的胜利都来之不易。这不仅需要灵活运用战争策略，还要做好牺牲奉献的准备。1933年11月，红二团南下渭华失败，渭北根据地和照金根据地相继失守。为了进一步增强部队的战斗力、建立巩固的革命根据地，刘志丹在合水县召开的包家寨会议上提出：进行武装斗争，只有一个根据地不行，产生了著名的“狡兔三窟”理论。此次会议决定，建立以南梁地区为中心的三个根据地，并成立三路游击队总指挥部，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实现革命理论的创新发展。红军到达南梁地区后，广泛团结革命力量，逐渐形成了主力红军、地方游击队、群众武装三位一体的游击战争的军事系统。同时发展兵运，积极吸收国民党军队士兵、哥老会、土匪、民团分子和工农，称之为“三色理论”。这创新了毛泽东的工农武装割据思想，并实现了西北大地的实践运用。在陕甘边区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刘志丹、谢子长等从渭华起义失败、三道川缴枪到张皮塬受袭、彬县被捕直至最终建立起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共经大大小小70余次兵变，期间许多同志付出了生命，展示出了百折不挠、顽强拼搏的革命意志。因此，不怕牺牲、英勇斗争是共产党人鲜红的底色，实事求是、开拓创新是陕甘边革命共产党人耀眼的亮色。在陕甘边区这块贫瘠的土地上从来不乏铮铮铁骨的烈士和英雄，不乏顽强拼搏的精神和意志，而这里也正是南梁精神得以形成的策源地。以“求实开拓”为精髓的南梁精神，是陕甘边共产党人实践品格的独特表现，也是中国共产党行动能力的最好证明，是对“坚持真理”“不怕牺牲、英勇斗争”的伟大建党精神的创新发展。
陕甘早期的革命者与中国共产党的建党先驱有直接的关联。陕西革命的先驱包括李子洲、魏野畴、刘天章、刘志丹、谢子长等人，其中李子洲、魏野畴、刘天章三人都曾求学北京，参加过五四爱国运动，经李大钊介绍入党。在京期间，李子洲参加过李大钊创建的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为宣传新思想新文化，他与刘天章、杨明轩创办了《共进》报刊，魏野畴与杨钟健创办了《秦钟》杂志。李、魏毕业后回到家乡陕西，先后于渭北中学、榆林中学、绥德省立第四师范学校任教，引导了包括刘志丹、谢子长、霍世杰、贾春霖等在内的一批进步知识分子走上革命道路，促进了西北地区共产主义活动的蓬勃和兴起。受李子洲、魏野畴影响，刘志丹等人在榆林中学时就阅读了大量马列学说的书籍，树立了马克思主义信仰。刘志丹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坚持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扎根陕甘，关心群众，与谢子长、习仲勋等人一手创建起陕甘红军和陕甘革命根据地，在南方各大根据地逐渐丧失的情况下保全了陕甘苏区，成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我们党唯一“硕果仅存”的完整革命根据地。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在陕甘大地上诞生的南梁精神与伟大建党精神之间有着直接的传承关系。
伟大建党精神是贯穿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的一根红线。它串联了“面向群众、坚守信念、顾全大局、求实开拓”的南梁精神和其他中国共产党精神。追根溯源，一切中国共产党精神都来自于伟大建党精神。南梁精神作为衍生于陕甘大地的红色精神，是甘肃革命精神谱系之源，在坚定理想信念、明确群众导向、积极开拓创新、着眼长远大局四个方面传承了伟大建党精神。其中，陕甘边区共产党人对革命理论的创新与实践、对人民立场的重视和坚守、对根据地的创建和巩固，更是发展了伟大建党精神，这才生成了西北大地如此独特的革命精神文化形态。在这个意义上，南梁精神与伟大建党精神之间既有共性又有个性。由此，我们可以从多个角度来研究南梁精神与伟大建党精神之间的关系，本文仅是研究中国共产党多种精神与伟大建党精神之间关系的一个视角，希望能为后续的研究提供些许借鉴。
（作者刘继华系兰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西北党史党建研究中心副主任；张佰粉系兰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20级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