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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怀豪情话当年—记我在兰州的经历

2010-06-01    作者:陈绍峰    来源:未知    点击:

  回顾30多年来支援兰州社会主义建设时的情景,使人思绪万千。1956年我来兰州时正满18周岁,在我们单位里是最年轻的。至今我在兰州度过了34个春秋,兰州成了我的第二故乡。回想我当年来兰州的情景,一切历历在目,好像发生在昨天的事。

  1956年8月,我的一位在上海三十三木器社工作的堂兄,积极响应党的支援西北建设号召,要离开繁华的大上海,走向黄土高原的大西北,临行前他回老家浙江省温岭县向家人告别,当时虽说解放已八年了,人民生活有了一定改善,但大多不愿离开沿海的“鱼米之乡”而去黄土高原的大西北经受高寒和风沙之苦。堂兄是一个进步青年,工作积极,对党无限忠诚和景仰,只要是党的号召,他总是带头响应,所以放弃了优越的生活环境,选择了艰苦创业的人生道路,这是多么崇高可贵的品质啊!

  我在乡镇的一所完小教书,堂兄将去大西北的消息告诉我,使我感到震惊,但我也无法说服和挽留他。堂兄来家的第二个打算是动员我也去兰州参加建设。他说:“支援西北建设是祖国的需要,作为年青人,这是锻炼自己的好机会。”一再鼓励我去大西北工作,在他热情感召下,使我心情激动,最后也下定了去大西北参加建设的决心,并主动说服了父母。堂兄当即向兰州有关领导部门发出申请电报,并很快得到批准。他将随身带来的干部登记表让我填写,并按规定发给我一笔安家费,就这样准备行李和堂兄一起启程。我和堂兄及其他同志从上海坐火车颠簸了四天四夜才算来到兰州。

  那年10月的兰州,已是大雪封地。当时的火车站是几间简易棚,一片白茫茫的空地,天寒地冻。面对如此荒凉和寒冷,又是第一次离开家乡和亲人,我感到了失望和痛苦,但转念又想,正因为条件艰苦才需要我们来建设,我应该坚强地迎接困难,后退是没有出路的,就这样安下了心。

  我的工作单位是家具公司木器厂,公司设在中山路,木器厂临时设在柏道路和王马巷两处,厂里的办公机构、食堂和职工宿舍都在柏道路一个居民院落里。全厂100多人都分散住在一间间土房里,我和堂兄同住一室。我分配在办公室当秘书,堂兄是业务厂长,他除了很重的工作以外,还经常照顾我。他比我年长5岁,是在上海长大的,见多识广;我是从东海之滨的乡镇来到人地生疏的地方工作,尽管有他无微不至的照顾,但总不如在家时处处方便,现在一切从头开始。他是领导,他带着100多人从上海来到兰州,职工的住宿吃饭等生活问题以及全厂的生产,他都要操心,肩上负有很重的担子,所以我尽量克制自己不给他添麻烦。1956年冬季,气温很低,滴水成冰,黄河封冻,人和车都在上面行走,我们在兰州度过第一个冬季,感觉既新鲜,又寒冷。这些上海职工,多数仍将家眷留在上海,他们离开了温暖的家庭和亲人,在这样的环境里生活、上班,艰苦条件超过了他们想象的承受能力,工人们经常向厂长发脾气。堂兄是年青厂长,在上海时他是在各种优越条件下进行工作的,可以说得心应手。他又有出色的技术,会看图纸,能放家具大样,很受职工的尊敬。在兰州的情况完全不一样,工人们一时很难理解和适应艰苦环境的考验,把心中的怨气发泄在他和另一位厂长身上,但他理解工人们的心情,从不发火。我还常为堂兄抱不平,大家都在同一环境里工作、生活,他却要承受着很大的精神压力,同时还要解决生产上出现的种种困难,在一无场地,二无设备的情况下筹建工厂,其难度可想而知。

  漫长的严冬和短暂的春天很快过去了,迎来了夏秋的多雨季节。我们的厂房全是简易工棚,每逢下雨,几乎是无处不漏,特别是放在露天的家具必须加以保护。遇到雨天的头等大事,厂长就是带领全体干部用帆布盖好家具,用绳子加固。不论小雨大雨都要出去和风雨搏斗一番,每个干部从上到下淋得都像落场鸡。白天还好些,最难熬的就是夜里下雨,人又困又乏,还要遭风吹雨淋,很多体弱的人常感冒得病。我那时由于水土不服,近半年时间身体很虚弱,每次强忍着去打雨战,回到宿舍又无安身休息之处,只好拣块干燥地方坐着过夜。此时领导们还在外面巡视,他们把国家财产看得比自己的生命还宝贵。当时兰州市对我们支兰人员供应的大米和面粉质量很好,逢年过节也能吃到各种海味,足见兰州市政府对支兰人员在生活方面的照顾是周到的。

  到了1957年下半年,我们厂在晏家坪下边建好了车间,在龚家湾也盖起了工人新村,有了家属宿舍,有部分工人家属开始从上海来兰州落户,各方面情况已开始逐步改善,随之职工的情绪开始明显好转和安定。厂里又来了一批转业军人,原来的干部和工人也因工作需要有所调动,我和堂兄也在1958年7月经公司领导同意,报考了兰州工业专科学校,从此离开了木器厂。

  1961年我毕业分配到兰州新陇翻砂厂工作。当时正遇到国家三年困难时期,各单位都在精简机构,下放人员,东岗钢厂下了马,我们从大砂坪搬到东岗镇,后来改名为兰州重型铸造厂。1962年东岗钢厂又开始上马,随着生活转好,基建工程又相继恢复,随着工农业的发展,商业也很快繁荣,各行各业都很快恢复了建设和发展,兰州又开始了第二个起步。可惜这局面只维持了三四年,“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工厂和学校以及各行各业都全面瘫痪,到处出现无政府状态,整整10年,使全国上下遭到了空前的破坏,在此期间,我也陷人重重困难之中。我在1962年成家不久,妻子被下放回浙江农村,后来又有子女的负担,家庭完全靠我微薄的工资维持,后来妻子实在无法在农村生活下去,带着孩子返回兰州,全家吃我一人的定量。为了一家人的吃饭问题,我背上了沉重的包袱,这样的日子一直延续到1983年,我晋升工程师后才逐步得到了解决。妻子的下放给我们全家带来20多年的苦辛,令人难以忘怀。

  我对待工作全力以赴,凡经我手设计的图纸或是现场设备安装工作很少发生失误。记得有一次,钢厂自行设计的两台跨度26米的双梁龙门吊车,由于钢架结构件在库房里躺了3年多,保管不善,变形严重,厂里为此召开专题会议讨论,多数人认为本厂缺乏设计和安装起重设备的技术水平和经验,唯恐安装后不能使用或出现恶性事故,要求报废。后来因设计者本人据理力争,并愿意承担一切后果,结果这项安装的任务却落在了我的身上。我是搞机械专业的,对起重设备是外行,既然领导决定我去干,我作为技术人员是不可推卸的,同时自己认为这是一个锻炼机会,暗自下定决心,不管千辛万苦,一定要完成好这项非常棘手的重要任务。首先认真翻阅全套龙门吊图纸和技术资料,每天从早到晚到露天现场,和吊运工人、焊接工人、安装钳工们一起拟订焊接标准和组装要求,逐项测量尺寸,亲自检查一条条焊缝,凡是变形的钢结构件都进行校正或更换。特别是最后整体总装时,进行精心规划准备,和多方人员密切配合,不到一个月,一台庞然大物屹立在650车间南侧的露天料,经过验收运行平稳安全可靠,完全符合规定,使用十多年仍然完好,一切都是出乎意料的顺利,给国家挽回了重大损失,也没有辜负设计者的一番心血。

  有一次厂里借我去参加轧钢车间改造,负责轧钢机前的传动机构及盖板、辊道的设计。时间紧,工作量大,我不分昼夜,完成了任务,且一次性验收合格。

  在机动处时,我负责全厂固定资产的建帐和管理工作,那时兰州钢厂已由东岗钢厂、兰重厂和兰州硅酸盐厂合并起来,固定资产近1亿元。为了摸清家底,厂里曾组织一批同志分别对下属单位的各类机械、电器设备及建筑物进行登帐,做到帐物相符。当时就将这项尚未清理的工作交给我管理,这就需要进行全面核查,把住新购设备和报废设备的关口。经过半年多的努力,做到实物和帐面的金额相符,使兰钢的固定资产管理工作从此有了头绪,改变了家底不清的混乱局面。

  我还一度负责全厂图纸及技术资料的管理工作。从图纸的描晒复制,以及图纸的归档保存和供图,建立了一套资料管理办法,使兰钢资料室走上轨道。我也曾管理过全厂的天车和机床的运行和定期大修,在工作中,从未发生过差错。

  集中精力工作时一切琐事和烦恼均置之脑后,但一回到家,看到4个孩子的6口之家,长期无粮户关系,低工资吃高价粮,生活的艰苦和沉重的负担,压得我难以喘息。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也从未影响过工作,孩子们在家庭的艰苦情况下更加激励自己发奋学习,现在4个孩子靠自己的努力都已就业,大孩子1985年从兰州大学毕业后分配在杭州市委工作,最小的儿子在技校毕业后分配在兰钢工作。从此我彻底摆脱了家庭的贫困,这是改革开放给我带来的实惠。

  我在兰钢20多年,钢厂的发展十分惊人。1968年合并后成立的兰州钢厂,职工不足千人,钢锭产量2489吨,钢材产量2841吨(外购部分钢锭轧材),工业总产值132.76万元,而且年年亏损,靠国家补贴维持。现在兰钢已是逾万名职工的大企业,有转炉、电炉、铸钢,还有650开坯、轧制钢管、线材和小型轧材等新建的大型车间,当年的炼钢轧钢车间基本已拆除新建。1989年完成工业总产值1.4599亿元,钢锭产量23.98万吨,钢材产量19.05万吨,实现利税3621万元。1990年计划钢锭产量28万吨,钢材产量21.7万吨,实现利税4467.4万元。仅从今日兰州钢厂的变化,就可看到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伟大成就和党的改革开放方针的辉煌胜利。我作为参加兰州建设的一员,看到今日兰州的发展变化,兴奋不已。

  最后我在此交代一下,当年上海木器厂迁兰职工,他们大多年过花甲,有的已退休回原籍了,现在所剩无几,有的是他们的后代儿女,还留在兰州继续为建设大西北贡献力量。我的堂兄在1968年因病去世了,我十分怀念他。他若地下有知,看到他当年为之奋斗的兰州今日天翻地覆的变化,定会含笑于九泉的。

  (本文原载甘肃人民出版社1995年出版的《援兰群英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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