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中甘肃教育的发展
一、五四运动前甘肃的历史背景
（一）政治背景
五四之前，甘肃的封建势力根深蒂固,同时又处于帝国主义列强压迫下，政局动荡分裂，政治腐败严重。“维新”时期，由于甘肃地处西陲，交通闭塞,执政官员思想保守，因此清政府的新政迟迟未在甘肃施行。至辛亥革命后，清政府虽然被推翻，但甘肃社会没有发生太大的影响。省府官员的头衔虽然换成了都督等有时代气息的名号，但其管理体制、思想观念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转变。[1]民族资本主义在甘肃也未得到发展。王自治在《新陇》发刊词中以“回顾吾陇，暮气沉沉，大梦未醒”形容五四前后甘肃的政治形势。[2]
（二）经济背景
甘肃的矿产、农牧业资源丰富，但是从清末到五四运动前夕，甘肃的经济同时受到封建势力榨取和帝国主义的掠夺，左宗棠曾形容甘肃的经济为“陇中空苦荒俭，地方数千里，不如江南一富郡”[3]。
受洋务运动影响，左宗棠等人曾在兰州创办兰州制造局和兰州织呢局，后者是我国第一个用机器生产的纺织厂。但随着洋务运动的失败，左宗棠离任，创办的实业资金奇缺、管理落后，近代机器工业在甘肃并未得到长远发展。同时，民族手工业在甘肃也没有发展，民间企业始终没有出现。
（三）思想背景
清末民初，甘肃的教育思想还秉承着尊孔读经，宣扬孔门经学，写文章时要求遵守八股为文之道，义理、辞章、考据三者缺一不可。“西学东渐”对于甘肃的影响微乎其微,甘肃基本上还是封建文化的一统天下，并未受到资本主义文化的冲击和批判，在文化发展的进程上缺少了一个环节。[4]
革命思想在甘肃的传播效果也微乎其微，一方面，甘肃没有自己创办的刊物，缺乏思想阵地；另一方面，外来的刊物无法进入甘肃，先进的革命思想难以传播。1905年，同盟会在东京成立时，甘肃没有留学生代表，后来同盟会设立陕甘支部，虽然在甘肃境内有过活动，但是并未形成组织力量，这说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一直未能得到广泛传播，革命力量薄弱，革命形势落后。直至1906年后，同盟会在甘肃有了活动，但是其传播范围仅仅在中下层知识分子，并未培养出革命党人和立宪派人士，效果也是微乎其微的。
二、《新陇》杂志的创立与作用
五四期间，诸如王自治、张明道、张一悟等人，联合在京求学的陇籍学子，以北京大学为阵地，创办《新陇》杂志，扩大了五四运动在甘肃的影响，推动了甘肃历史的发展，为中国共产党在甘肃建立组织提供了思想基础和教育基础，也对甘肃文教事业发展以及开创男女同学教育风气做出了巨大贡献。
（一）《新陇》杂志的创立
《新陇》杂志创刊于1920年5月20日，由张明道等人发起，1920年3月14日正式成立，社员达到40余人，在甘肃有特约记者2人，在兰州、平凉、西宁、宁夏、酒泉等地均设有代派处，以“输入适用之知识于本省，传播本省状况于外界”为宗旨。在《新陇》杂志创办初期，即着力宣扬“五四”精神，把重点放在探讨新文化、研究教育与反对旧礼教之上。[5]
目前，学界对于《新陇》的研究尚无专著问世，主要研究成果散见于相关的西北史、地方史的著作和论文当中。《新陇》杂志旗帜鲜明地反对封建礼教，提倡新文化、新思想，热情宣传“五四”精神，宣传科学与民主，研究探讨甘肃的社会问题，在传播过程中，最初的阅读者就成为后来读者的“意见领袖”。[6]这本刊物对传播新文化，扩大五四运动影响，推动甘肃历史进步，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也为中国共产党在甘肃早期组织的建立，创造了一定的条件。
（二）传播了新思想和新文化
以五四运动为背景，创刊词中即指出“去年五四运动，实吾国国民觉悟之表征，自觉之发轫也。”[7]杂志中介绍、宣扬了五四运动中产生的新思想、新文化，力求让甘肃人民了解并吸收外界文化。王自治等人认为，甘肃人民囿于一方风俗习惯，困于封建礼教学说，思想还处在对封建势力和对君主权力的“偶像崇拜”中，封建迷信、轻视妇女等封建思想还很严重，必须把新文化输送到甘肃去。为此，他们提出了两个主张：一是打破“崇拜偶像”，获得思想自由；二是积极吸收欧洲文化；三是培养科学精神。
为了介绍新文化，杂志转载了陈独秀、蔡元培、胡适、蒋梦麟等早期革命者和近代教育家的文章，并发表了诸如《现代教育之趋势》等体现国外先进教育理念的译文。另外，杂志还发表了《科学在中国的奋斗时期》《私有财产平议》《妇女解放中之阻碍和补救方法》等宣扬科学、民主、男女平等先进思想的文章。
事实上，在五四运动之后，思想界出现了极为激烈的争论，可以成为近代史上的“百家争鸣”，《新陇》杂志转载、发表的文章有宣扬社会主义新价值观的，也有主张自由主义、实用主义的。但总体上来说，杂志刊发的内容客观上确实起到了向甘肃民众传播新思想和新文化，开阔年轻知识分子的思维，打破甘肃的闭塞局面的作用，为甘肃打开了一扇通向现代的窗口。
（三）促进了文教事业发展
该杂志对甘肃的文教事业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在一卷第一期刊发的文章《思想和环境的关系》中即指出：“要解放闭塞地方人民的思想……固然要交通便利，使得外地底文化，容易输入；不过他的急先锋，还是要教育发达。因为教育发达，人民才有根本底觉悟。”[8]
刊物对甘肃教育不发达的历史现状进行了讨论，认为其原因有三[9]：一是风气不开；二是经费支绌；三是人才缺乏。针对以上问题，以王自治为首的在京学生认为，甘肃的教育事业发展不可一蹴而就，直接设立专门学校的做法并不可取，二是提出了普及普通教育、扩充中小学校、男女同校、工读互助等主张。并且认为，已经具备基础知识的学生，则主张去外省乃至外国学习，既可以培养师资和实业人才，也可以输入文明。杂志对外省一些高校做了调查并就各高校的情况进行刊登，其中有甘肃最早的中共党员张一悟介绍武昌高等师范情况的文章，以供甘肃投考学生参考。
三、邓春兰上书与女子教育的发展
如果说《新陇》杂志社的创办，打破了甘肃人民的思想桎梏，在甘肃范围内起到了促进文教事业发展的作用。那么邓春兰就男女同学这一问题上书时任北大校长蔡元培，则对全国范围内实现男女平等，推行女子教育，促进男女平等有着里程碑式的意义。
（一）邓春兰上书始末
随着五四运动爆发，男女平等、女子解放等新思想不断出现，而其核心问题就是女子教育问题，在如何进行女子教育问题上，首要一点就是实现“男女平等教育”。
邓春兰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批男女同校的女大学生，她的青年时代，是中国人民奋起反帝反封建的时代。封建思想浓厚，封建势力尚未退出历史舞台的情况下，她的家庭拥护辛亥革命，主张民主共和，她的父亲邓宗早年在京师大学堂学习时就已经接触到了西方男女平等的民主思想，并在甘肃兴办女子师范教育，她的丈夫蔡晓舟是安徽大学的最早倡建者之一，也是安徽早期的革命者之一。这为她以后接受、提倡新事物，争取男女平等奠定了思想基础。在《新陇》杂志创办时期，邓春兰就曾撰写《妇女解放声中之阻碍及补救方法》[10]一文,指出妇女解放运动的阻碍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妇女没有同男子一样接受平等教育的机会，并主张争取男女平等受教育的权利。
五四运动前夕，时年21岁的邓春兰，收到了丈夫寄来的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的演讲稿，指出改良男女的关系，要有一个养成良好习惯的地方，最好的地方就是学校，并提出了男女同校主张。[11]1919年５月19 日，受到青年运动鼓舞的邓春兰致信蔡元培，题为《春兰上蔡校长书》，请求北京大学首先开放女禁，招收女学生。当时蔡元培由于支持学生运动，辞职南下，并未收到这封书信。此后，邓春兰又撰文《报界诸先生转全国女子中学毕业及高等小学毕业诸位同志书》并附致蔡元培先生的书信，该文被北京、上海等多家知名报纸刊载，激起了各界的热烈讨论。次年二月，北京大学开放女禁，包括邓春兰在内的第一批女子学生共9名进入北京大学学习。同年，在陶行知等人的推动下，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也开放女禁，打开了中国教育史上的新纪元。至此，邓春兰上书取得了实质性的胜利。
（二）“男女同学”的本质是追求“男女平等”
邓春兰并不是最初倡议“男女同学”的人士，近代女学在中国的兴起可以追溯到鸦片战争之后教会女学的兴起，至民国初期，教育部就规定在初等小学阶段实行男女同学，但仅仅在初级教育上实现男女教育平权是远远不够的，此后的论争主要集中于中学和大学阶段“是否要男女同学”“怎样实现男女同学”以及“女子大学教育的内容”等方面。关于这些方面的论争，可以追溯到五四运动前，1915年前后，欧美“男女平权”思想传入中国，就有人提出以“男女同学”实现男女之间的教育平等。
因认定女子教育问题是女子解放问题的根本，《少年世界》杂志七、八两期为“妇女号”专刊，其中报道了各国妇女运动情况，介绍了当时中国的几所女子学校和一些学校争取男女同学的斗争经过，并暴露了中国广大农村妇女受压迫和无权的苦况，以此说明中国大学开放女禁的合理性。《少年中国》杂志也专门开辟“妇女号”专刊，就此问题展开讨论，并刊登了李大钊等人的文章。邓春兰在其中撰文指出，解放女子的顺序应当是“自上而下”，要先解放学校，然后再解放职业，然后再解放政权。[12]
“男女同学”的论争焦点和本质，不仅仅在争取女子教育权这一个方面，其本质在于如何打破“礼教大防、男女授受不亲”的封建观念，如何以教育平等为切入点，实现男女社交平等、职业平等乃至政权平等。邓春兰上书不仅加速了西北地区社会女性的思想意识觉醒，为之后的社会发展和共产党的成立培养了一批女性力量，使之承担起抗战建国之重任。同时也催化了全国范围内女子解放运动的发展，促进了妇女觉醒和社会进步。
结 语
建立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推进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五四运动以来我国发生的三大历史性事件，是近代以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三大里程碑。虽然甘肃不是五四运动的主要阵地，但是出现了一大批在外求学、思想进步、接受现代科学文化知识熏陶的知识分子群体。他们向甘肃民众传播先进的思想与文化，也把甘肃的现状传播出去。在甘肃创办学校、开展教育，为之后甘肃作为新中国革命的重要阵地培养了力量，促进了西北边疆由传统社会向现代化社会的转型。同时，诸如甘肃的邓氏家族等一批思想进步的人士，对西北乃至全国女性走出家庭、迈入社会，积极参与社会政治活动，获得教育权、职业权甚至政治权起到了极大地推动作用，加速了妇女解放步伐，表现出了崭新的精神面貌和生活姿态。
[1] 李飞:《新陇》杂志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甘肃社会研究[D].西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 王自治:《发刊词》[J].《新陇》.第1卷第1期.
[3] 左宗棠:左文襄公全集[M](光绪中刊影印本).台北:文海出版社.1964.
[4] 王三北:试论甘肃文化模式的历史特征及发展对策.西北史研究[M].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1997:514-515.
[5] 杨红伟:留学生与近代甘肃文教事业.兰州教育学院学报.1999(4).
[6]［美］伊莱休·卡茨等:传播的两级流动[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4:154.
[7] 王自治:发刊词[J].新陇.第1卷第1期.
[8] 思想和环境的关系[J].新陇.第1卷第1期.
[9] 对于甘肃教育改进的希望[J].新陇.第1卷第2期.
[10] 邓春兰:妇女解放声中之阻碍及补救方法[J].新陇.第1卷第4期.
[11] 蔡元培:贫儿院与贫儿教育的关系[M].蔡元培全集.北京:中华书局.1984.
[12] 邓春兰:我的妇女解放之计划同我个人进行之方法[J].少年中国.第1卷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