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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五”时期上海援甘纪实

2013-03-14    作者:魏洁庆    来源: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    点击:

亲友送别远赴大西北的建设者

  “信大祥”“培琪”“王荣康”“红花”“美高”“悦宾楼”“上海糕团店”;大众市场、大众饭店、大众浴池、永昌路百货商店、和平饭店、甘兰饭店……这些上世纪五十年代至八十年代兰州市民熟知的购物消费场所,均源于“一五”时期从上海迁移到甘肃的一批商业及服务行业项目。

  60年前,正值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党中央、国务院从国家发展战略全局出发,规划工业布局,紧缩沿海工业发展,将国家工业发展的重点向内地倾斜,将东北、西北、华北等地作为重点,积极拓展国家新的工业基地,甘肃省被确定为国家重点工业基地之一。从“一五”时期开始,根据中央紧缩上海城市规模的战略决策,决定从上海等主要工业城市迁移一部分企业,支援甘肃兰州和其他内陆城市的经济建设,从而揭开了上海知青和技术人员援甘的序幕。

  “这不是临时性的任务,而是带长期性和光荣的任务,这不是哪一个部门、哪一个企业的任务,这是上海工人阶级的共同任务”

  1949年,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党中央、国务院从国家发展全局出发,实施紧缩沿海战略,将国家工业的发展重点转向内陆城市,对沿海工业采取限制发展的方针,并将内陆城市甘肃兰州确定为国家重点工业基地之一,从而带动了甘肃工业的快速发展,除兰州、天水、平凉、张掖、武威、武都等城市外,先后又涌现出了白银、金川、玉门等一批新兴工业城市。

  “一五”期间,随着国家重点工程的相继动工建设,甘肃各城市落后的商业、轻工业及服务行业已经跟不上时代发展的步伐,尤其这些新兴城市的发展,遭遇了人员、设备、技术、资金匮乏的制约。为破解难题,党中央、国务院从“全国一盘棋”战略出发,要求上海等国家最主要的工业城市和工业基地,立足全国,树立全国全面发展的全局观念,在技术、设备、人才各方面,支援内陆城市的国家重点项目,支援中小城市发展地方工业,帮助工业不发达地区。经甘肃与上海积极商榷,决定从上海迁移一批商业、轻工业及服务行业,支援甘肃的重点项目建设和地方经济建设。

  面对党中央的号召和西北人民的真诚邀请,上海这座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以极大的热情积极响应,伸出了真诚无私的援助之手。1954年6月,上海市委、市政府、市劳动局党组,对上海市五金工人支援国家重点建设进行总动员,指出,“这不是临时性的任务,而是带长期性和光荣的任务,这不是哪一个部门、哪一个企业的任务,这是上海工人阶级的共同任务。”由此制定了《关于动员本市五金技术工人支援外地重点建设工程方案》。在党中央“建设西北,保家卫国”的号召下,成千上万的上海知青和技术人员,相继奔赴甘肃各地,投身于甘肃的重点建设项目中。

  “支援兰州建设,上海义不容辞。兰州需要什么,支援什么;要什么,给什么”

  鉴于甘肃当时的发展水平,为了贯彻党中央“支援大西北”的号召,进一步支援甘肃建设,1955年7月,国务院第三办公室副主任谷牧在上海主持召开了“关于工业内迁及劳动力调配座谈会”,专门研究支援甘肃等地方建设的问题。会上确定了从上海内迁工商业,调配技术力量与设备支援甘肃工业、商业、服务业、文化教育、基础建设以及人力资源调配等相关工作。

  为了贯彻中央的决定,更好地支援甘肃建设,1955年7月,按照上海市委的指示并根据上海的实际情况,上海成立了访问内地的代表团。由上海市第一、第二商业局和工商联牵头,上海市第一商业局沈锐处长任团长,包括饮食服务、五金、纸张、颜料、化工等行业组成的12人代表团,于1955年9月底至10月初到达甘肃,参观考察。代表团先后参观考察了建设中的兰州炼油厂、兰州化学工业公司、兰州石油化工机械厂等大型工业基地。还特地去白银考察了正在钻探的白银铜矿工地。代表团在甘期间,与甘肃省达成了上海企业内迁的初步方案。为保证工作的顺利进行,上海方面成立了迁兰企业工作组,专门负责处理相关事宜。

  1955年初夏,根据甘肃省委决定,甘肃省委常委、兰州市委书记杨一木前往上海,与上海市委协商上海支援甘肃事项。杨一木与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接洽后,根据中央的决策以及甘肃兰州、白银、金川、玉门等新兴工业城市的实际需要,形成了上海支援甘肃的初步方案。1956年4月,根据甘肃省委、省人民委员会指示,由中共兰州市委常委、副市长王君朗一行12人组成的兰州市访问团奔赴上海,具体协商迁兰相关事宜,以及协议的签订工作。对兰州访问团的到来,上海市党政领导十分重视,新任的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出面接待,并批示:“支援兰州建设,上海义不容辞。兰州需要什么,支援什么;要什么,给什么。”上海还确定由副市长宋季文负责安排搬迁等具体事宜。上海市委、市人民委员会专门组织召开动员大会,发动全市工商行业积极响应,支援兰州及甘肃其他地区建设。上海市政府有关部门也对支援甘肃建设做了大量的宣传动员工作。甘肃访问团在上海两个月时间里,重点考察了上海黄浦区商业、服务业等方面的情况,在涉及今后迁移等相关问题上,经与上海方面反复协商后,达成了《上海市向甘肃省兰州市输送与投资服务业问题的协议》等三个协议,充实和细化了1955年上海与甘肃达成的初步方案。为了进一步做好援甘工作,经甘肃访问团与上海方面协商,共同组建了10人工作组,留驻上海,处理援甘工作的各项事宜。同时,为了协调好内迁企业的建设,甘肃省专门成立了接待上海内迁企业的领导机构和办事机构。1956年,上海与甘肃签订的协议开始执行。

兰州市访问团成员王君朗、康民、张世恒、郭东吾、孙一平等在上海留影

  “不仅不应该消极地内迁,而且应该进一步发挥现有的潜在力量”

  为推动工厂内迁工作,上海市委于1956年4月专门下发了《关于正确处理上海工厂内迁问题的通知》,要求上海地方工业“不仅不应该消极地内迁,而且应该进一步发挥现有的潜在力量”。上海市委、市政府贯彻中央指示精神,充分发挥老工业基地工业门类齐全、专业化水平高、配套能力强、社会事业发达、人才资源集中的特点,从“全国一盘棋”战略出发,全力支援甘肃国家重点项目建设,帮助新工业基地成长,帮助新兴城市、重点城市经济、社会各项事业配套发展。1953年至1956年,上海有272家轻工、纺织等行业的工厂迁往甘肃、河南、安徽等地,实现资金、设备、技术和人才的一次性转移。

  上海支援全国,一是物质产品,二是建设人才,三是迁厂迁店。兰州作为甘肃省会,是上海重点支援的城市,除了人员、资金、技术、机械等方面的支援,上海的一些知名企业也陆续整体迁兰。根据上海与甘肃双方的协商,并报请中央批准,确定在1956年内迁到甘肃的公司合营工业企业有胶鞋厂、暖水瓶厂、搪瓷厂、墨水厂、小五金厂、中药加工厂、软木加工厂。另外,还有1957年内迁甘肃的玻璃厂,使上海内迁甘肃的企业工厂达到8家。迁兰的商业企业有信大祥绸布店、泰昌百货公司、远东绒线店、恒昌照相材料行、培琪西服店、王荣康西服店、红花女子时装店、美高皮鞋店等,还有悦宾楼京菜馆、同华楼菜馆、大中华徽菜馆、立达西菜社、葛裕兴小吃店、许复兴小吃店、上海糕团店、老蔡德胜糕团店等餐饮企业。此外,还确定建筑工程局医院、国联照相馆、龙象照相馆、登记理发店、国家理发店、文龙理发店、意姆登洗染店等服务业馆(店)一并与其他企业整体搬迁。据不完全统计,1956年确定的上海内迁公私合营企业资产总值550多万元。其中,热水瓶厂133万多元;橡胶厂176万多元;搪瓷厂135万多元。

  此次迁兰,除了企业整体搬迁、人员支兰,还有一项,即资金援兰。经两地双方商定,由上海动员私营工商业者带200万元资金支援兰州,这笔资金很快落实到位,组建了公私合营建兰企业公司。资金主要用来兴建建兰饭店,另外投建了三个大市场,即东岗(今定西南路)、七里河(今建兰路)、西固(钟家河)三个综合市场。市场里面有银行、浴池,百货销售、蔬菜销售,理发店等。后来,在这200万资金的基础上,企业公司又集资400万元,建成大众市场、大众饭店、大众浴池、永昌路百货商店、和平饭店、甘兰饭店等,大大充实了兰州市服务行业的规模。上海企业迁兰后,它的经营理念、服务方式让兰州市民耳目一新。信大祥绸布庄被安置在兰州市最繁华地段——南关什字庆阳路口。当年7月10日开业,闻讯而来的顾客和参观的群众达到上万人,当天营业额高达2万多元。在工业企业内迁的同时,大量的工业设备和物资也从上海源源不断地运出,支援甘肃的工业建设。这些可贵的设备、资金、人员支援,给甘肃的建设带来了原动力,也为迁厂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迁兰工作在上海各区委的正确领导下和上海各专业公司、青年团、工会、工商业的有力配合下进展顺利。兰州市工业局对迁兰的上海厂做了详细的安排,同时就建厂资金、厂址选择、原材料供应、工人及家属住宿等问题,由兰州市工业局、财政局向兰州市人民委员会、省计委、省轻工业科、省财政厅等有关部门作了专门报告,并在这些部门的积极协调下,得到了及时的解决。为了安置迁兰企业,兰州市政府(人民委员会)当时做出了多种优惠政策,例如,把兰州市区的黄金地段挪出来,安置上海迁兰厂、店;整体迁兰企业负责人职务不变,待遇不变;部分迁兰干部和技术人员提高待遇,提拔为领导,少数高级技师的高薪也不变,尽可能以最好的条件安置迁兰人员的住宿和家属。在迁厂过程中,甘肃省委和兰州市委都高度重视,专门拨款375.8万余元用于解决上海迁厂人员的旅途费、安家费等。同时,为了活跃上海援甘建设员工的文化娱乐生活,甘肃省文化部门主动向上海文化主管部门争取,将上海民间性质的“春光越剧团”调迁兰州,更名为“兰州市越剧团”。这些举措,让这些曾经在上海滩享有盛誉的企业在兰州站住了脚,扎下了根,并得到了一定的发展。

  “兰州的每一个人都会从心底里发出对这支支兰大军的感激之情。他们对兰州工商业的贡献将永载史册,不可磨灭”

  由于甘肃新兴城市属于后发型建设,很多行业都缺乏适应建设发展的人才。为了帮助甘肃提高工商业工作的管理水平和加强搬迁企业在甘肃建设中的作用,上海市从各商业系统等抽调和配备了一批具有丰富经验的干部、技术人员。同时,还积极向甘肃输送了一批有技术、有特殊技能的人员。如,手工业方面的人员有服装技工、制鞋技工、修理自行车技工、刻字技工、铁器技工、木器技工、钟表修理技工、机器电焊技工、玻璃制造技工、糖果技工,以及理发、洗染、服务、雕塑、锦旗裁缝、布置设计、暖气技工、电气技工、建筑技工等多方面的技术人员。甘肃对这些业务骨干,都做了妥善的安排。这些业务骨干在不同的岗位发挥了业务特长,也培养带动了一大批甘肃本土业务骨干。他们在各行业中起了模范带头作用,涌现出了如季玉英、马正庆、纪蕴霞、杨万林、曹同维、费渭泉、陆元龙、蔡耀祥、黄锡范等许多全国、全省有名的模范人物,许多人先后荣获全国劳模、省级先进工作者等殊荣。他们既是兰州人民的骄傲,也是上海人民的骄傲。

  整体搬迁的企业涉及商业、服装、饮食、市政建设、公共运输等方面。据统计,从1955年到1956年,上海支援甘肃的商业、服务业企业人员共计11328人。其中,搬迁的纯商业人员有5982人,服务业450人,饮食业1396人,手工业2326人,以及其他人员等。1956年上半年,上海有4556名流动建筑工人,到甘肃参加兰新铁路修筑工程。为推动甘肃各大中城市教育事业的发展,上海通过在教育系统内抽调教职员工、组织招聘知识青年等多种方式,为甘肃输送900余名文化教员,到甘肃兰州、酒泉、武威、张掖等地的初等学校,充实甘肃初等学校的师资力量,支持甘肃基础教育发展。同时,还从复旦大学等著名高等院校中抽调知名教授和大批优秀研究生,加强西部地区高等院校的师资力量。如1955年,复旦大学化学家朱子清教授以及陈耀祖等一批青年教师来到兰州大学。

上海迁往兰州的悦宾楼现貌

  从繁华的大城市来到边远的兰州,确实要有点勇于牺牲的精神。当时,他们所经历的种种生活艰辛,种种曲折磨难,在同代甘肃人的心中还记忆犹新:初来甘肃担任中、小学教员的许多上海知青,带着满口吴语侬音,因不会普通话和甘肃地方方言,在教学上造成极大困难,他们积极学习普通话和当地方言,顺利克服语言障碍,并利用课余时间,走访学生家长,很快跟当地学生和家长打成了一片;援甘的很多职工把家属接到甘肃,克服饮食差异,扎根甘肃,并在居家庭院栽植花木,融入了当地生活;来到兰州的上海人,还和兰州人民一起积极参加建设兰州的各种义务劳动。如在兰州当年的南北两山背冰植树活动中,许多没有爬过高山的上海姑娘,都奋勇地从黄河里把冰块背到山上,进行植树……这一幕幕情景,只是他们在援甘工作和生活中的一些历史片段。他们正值韶华绽放,而毅然决然放弃优越的大都市生活环境,远离家乡和亲人,不畏艰苦,扎根西北,扎根甘肃,为大西北和甘肃的经济建设和繁荣,奉献了宝贵的青春年华。60年过去了,援甘职工与甘肃人民一起经受了各种考验,绝大多数人都在甘肃扎下根,安了家。他们当中有许多人,奋斗成了厂长、经理、工程师、会计师,有的还担任过省、市主要行政职能部门的领导。如原全国人大代表、省工商联原主任韩铁成,原全国政协委员、省工商联原副主任丁言章,兰州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李名山,兰州市原副市长段均平,省民建原副主任施兆坤等,他们都是上海援甘工商界的优秀代表。如今,他们中的好多人已作古,成了永恒的记忆。正如当时负责迁兰职工接待安置工作的兰州市原副市长王君朗,在他的回忆文章中所写的那样“兰州的每一个人都会从心底里发出对这支支兰大军的感激之情。他们对兰州工商业的贡献将永载史册,不可磨灭!”现在他们子女也已长大成人,像父辈一样,把汗水洒在兰州的土地上,继续为这里的建设作出自己的贡献。他们已经深深爱上了这个第二故乡。

  60年前,百废待兴的甘肃在上海等地的支援下,开始了工业建设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60年间,甘肃大地上到处都留下了上海人民无私帮助的痕迹。60年过去了,甘肃的经济社会面貌已经是今非昔比。在新一轮的西部大开发已渐入佳境之际,重新回顾上海支援甘肃建设的历史,对西部大开发无疑有着重要的意义。甘肃人民将永远铭记当年来自上海的无私帮助,历史也将永远铭记这些“援甘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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