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系“三农”——习近平地方工作期间的知与行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三农”问题，强调“任何时候都不能忽视农业、忘记农民、淡漠农村”。在各地考察时，习近平总会去农村看一看，和农民拉拉家常。他说，我们这些人都是农民出身，对农村、农业、农民有天然感情。
正定 改革试点
1982年3月至1985年5月，习近平在河北省正定县工作。其间，他高度重视“三农”工作，提出了一系列做好“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为推进农村改革，习近平指出：“把我县建设成为一个具有多种生产门类、能满足多种目标要求，物质循环和能量转化效率高，生态和经济都呈良性循环，商品经济占主导地位，开放式的农业生态—经济系统。”在深化农村改革上，习近平强调：“改革戏必须大家唱，依靠群众是搞好改革的基本方法。”“要把对改革的态度如何，改革工作搞得好坏，作为检验和考核各级领导干部是否称职的一个重要标准。”
当时，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尚未在全国推广，人们思想还比较保守，推行实施的阻力较大。习近平在调查研究、了解农民的实际情况后，选了一个位置较僻远、经济较落后的公社进行“大包干”试点，从而以实践证明，农民的收入得到改善，农村公社的发展得到提高。正定由此开了河北全省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先河。不仅如此，习近平还带领大家进一步改革传统农业生产结构，发展形成了一批小麦种植基地、瘦肉型猪基地和果品种植基地等。
福建 探索扶贫
1985年，习近平来到福建，先后在特区厦门、山区宁德、省会福州和省委省政府工作了17年多，为推进“三农”建设提出了许多富有战略性、前瞻性的思路和举措。他曾多次在不同场合强调“三农”工作的战略地位，提出“农业兴、百业兴；农业衰、百业衰；农业萎缩、全局动摇”；在发展现代农业过程中必须重视农村城镇化的同步推进，尤其要重视探索多渠道就业门路，合理引导农村劳动力转移，把发展现代农业与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有机结合起来；强调将农业发展、农村繁荣、农民增收通盘考虑、同步推进，“如果在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中农民不能增加收入、集体不能增实力，这种经济增长就是无效益的和虚假的。”
工作期间，习近平还直接探索实践扶贫开发的新路子和新实践，在全国率先组织实施扶贫搬迁的“造福工程”，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扶贫开发办法。福建成为他“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扶贫思想的发源地。
浙江 统筹城乡
到浙江工作后，2003年2月，习近平在省委党校作专题报告时明确指出：“要深入研究一些根本性问题……加快推进农业产业化、农村城镇化、农民非农化。”他亲自部署“千村示范万村整治”等一系列农业农村重大改革，作出一系列关于“三农”发展的重要论述，对从根本上解决城乡二元体制和“三农”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和实践探索，直接推动了浙江省强农惠农富农政策体系和城乡一体化制度框架的完善，使浙江城乡一体化步伐走在了全国前列。
在指导农业经济发展战略上，习近平首先指出：“无论经济发展到什么水平，无论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下降到什么程度，农业的基础地位都不会变”。他及时作出了“浙江已全面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新阶段”的重要判断……这些思想对“三农”问题的认识具有本质性提升，全面阐述了解决“三农”问题在现代化进程中和长远发展中的根本地位。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主持制定了《浙江省统筹城乡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纲要》，对城乡发展一体化的内涵和目标作了系统规定。为抓好落实这一发展纲要，他每年召开一次全省现场示范会，大力推行落实发展纲要的先进做法和经验。
此外，习近平还高度重视“农村基层党组织是党在农村全部工作的基础”“要把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带领农民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坚强战斗堡垒，使农村基层党员和干部成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排头兵”等做法和要求。他在浙江先后建立推行了农村工作指导员制度，总结提炼了“后陈经验”（建立村务监督委员会），创新发展了“枫桥经验”（矛盾不上交、问题不出村），生动实践了“新仓经验”（生产供销联合与合作）。这些是他对农村基层党建、基层民主、基层管理等工作机制的有益探索和及时总结。
上海 擘画未来
习近平到上海工作后，面对上海这座特大型国际化都市，尽管农业比例占城市发展比例很小，但在市委全会上和调研工作中，他依然强调“三农”工作的重要性。一次，他在上海郊区调研后强调指出：“要切实解决‘三农’问题，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牢牢抓住农民增收这个核心，大力发展高效生态的现代农业，深入推进农村综合改革，着力培养新型农民，加快农村生产和生活方式转变，通过新农村建设，切实给农民群众带来实实在在的实惠。”习近平的这一重要论述，一下抓住了上海做好“三农”工作的核心和关键，当今依然是上海做好“三农”工作的着力点和发力点。